主动提高标准 东北商人迪拜转战河北棉田

图：香港客户订製的印花棉布即将完成

　　大公网5月22日讯(记者 顾大鹏)河北龙兴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毛训运今年72岁，这位扛过枪，下过乡，出国经商多年的东北商人，自嘲有“二桿子精神”(意思是“不抛弃，不放弃，不撞南墙不回头”)。他毅然把企业标准提高到国家标准的一倍多，以此与外贸出口企业签订质量合同。他对记者说：“一尊石佛与一块石头相比，之所以赢得顶礼膜拜，是因为她经歷了千刀万剐。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除了苦行僧式地练好内功，没有捷径。”

　　2003年，毛训运58岁。他协助长子毛种林与入籍乌克兰的次子毛种海，在迪拜完成了家族的第一次资本积累后，卖掉经营五年的“2000年饭店”，决定回国创业。毛训运对记者说：“迪拜太热了，每天汗水从头到脚就像个落汤鸡。”

　　遭遇恶性竞争

　　迪拜水比油贵。毛训运发现，这个富得只有石油的沙漠国度，人们身上洁白的棉纺衬衫，只穿一次就丢进垃圾桶。他晚上睡不着觉就想，整个阿拉伯世界该需要多少衬衫?这个时候，他从一位中国游客那里得知，地处黑龙港流域的河北邱县，是华北著名的棉花种植基地，这里有上百家县办纺织厂，因产品滞销濒临破产。毛氏父子一合计，决定到邱县办一家棉纺厂。

　　那时候，邱县正为已经落伍的棉纺产业升级改造招商引资，双方一拍即合。不到一个礼拜，办厂用地、用电、用水等一切手续全部办清。毛训运等四名股东创办的棉纺印染企业，涉及棉花种植、加工和出口贸易。这个邱县棉纺印染行业的领头羊，带动当地棉花产业经歷了三年的兴旺期后，很快又跌入低谷。

　　毛训运坦言：“回头看，原因很简单，主要是质量低劣、品种单一。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出口创汇、政策性补贴’宏观背景，导致整个产业虚假繁荣。企业恶性竞争、生产过剩，出口贸易商趁机压级压价涉嫌倾销，使刚刚打开的欧美市场回缩到东南亚，最后东南亚市场也被印度抢佔大半，棉企不得不退回到中国内地找销路。”

　　主动提高标准

　　按商业习惯，棉纱可简单分粗支纱和细支纱。河北作为中国四大棉纱生产基地，很长一个时期以生产粗支纱为主。以毛巾为例，中国每年出口毛巾约116亿条，河北佔了一大半。然而，一条毛巾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只有几分钱。邱县棉纺企业经过了从粗支纱向细支纱的缓慢演进，然而，这对于性格急躁的东北人毛训运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60-80支(棉纱细度单位)高档纱的国家标准是，每400米棉纱允许有38个棉结。毛训运硬把企业标准提高到国家标准的一倍多，并且以“每400米棉纱不超过18个棉结”与外贸出口企业签订了质量合同。这一看似鲁莽的质量承诺，使他不得不以每吨高出新疆棉3000元(人民币，下同)的价格进口澳洲棉花。他对产品“保无三丝”的承诺，让工人要把棉花中的鼠毛、髮丝、纤维等，用手一丝一丝地抽出来，每吨棉纱要增加500多个用工成本。

　　毛训运创造的“毛氏标准”，让中国棉纱出口商无限感慨，他的棉纱卖出了比同行高一倍的价格。不过，毛训运并没因为比承诺多出一个棉结而乞求免责，也没有为作茧自缚式的严格规定而懊恼。他说：“我承诺，我认帐。”

　　效益转好 农民改种棉花

图：河北省农民种植棉田，收益提高

　　49岁的李学安，在邱县老城区经营着一家农资商店，为4镇3乡218个行政村提供化肥、农药等服务。2012年，他从农户中流转了2000亩土地开始尝试农业种植。起初，他主要种植玉米和小麦，四年下来，他只收回了一半的投资。

　　李学安的投资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基本设施投资，包括建设农业用房、打机井、购置大型喷雾机、无人植保机等;二是水费、电费、种子、化肥、农药、僱工等;三是流转土地费用。

　　李学安说：“农业种植基本上还是靠天收，如果风调雨顺，玉米可以省下浇地用的水电费，赚的是老天爷的钱。如果麦收遇上坏天气，连本钱也收不回来。”

　　曾经与小麦、水稻一起作为国家储备粮的玉米，从2016年开始国家不再收储。国家保护价收购的小麦和水稻，在黑龙港地区实际收益是很微薄的。如果不是集约化大规模种植，农民靠自家的承包地是不可能养活自己的。

　　李学安还向记者透露，曾经是中国粮棉主产区的黑龙港地区，地下水严重超採，地力处于匮乏状态，需要休养生息。从2014年开始，这一地区开始推选“一季一休”政策，国家鼓励农民只种一季田，每亩补助500元。去年，李学安承包的2000亩土地，申报了500亩种植棉花。加上国家补贴，1亩地可赚到1000元以上。

　　2017年，河北省单季种植扩大到100万亩。李学安说，他又追加申报了500亩，现在还没有批下来。不过，他已经开始播下了1000亩的棉种。他对记者说，即便是国家不给补贴，种棉花也比种粮食收益好。

　　环境污染是国棉的天敌

图：旺季来临之前，印染车间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机器大修

　　河北邱县所在的黑龙港区域，是中国北方传统的棉花生产基地，一河之隔的成安县，大跃进时曾经放出亩产棉花超万斤的卫星。然而，曾经使得当地棉纺业兴盛的当地棉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却早已黯然失色。

　　毛训运对记者说：“2016年澳棉每吨1.82万元、美棉每吨1.75万元、新疆棉每吨1.7万元，河北棉每吨1.5万元，即便相差3000元，河北棉仍然没有竞争力。差距主要在于，本地棉丝短粗、弹性差、无光泽，无法纺出高档棉纱。”

　　记者採访时，河北棉花研究所正在邱县搞新疆棉引进试点。当地政府藉机推进公司加农户棉花种植示范工程，引导农民科学种棉。受到当地政府产业政策的鼓励，一批外出打工的知识青年回乡种棉，传统的种粮大户也藉机改种棉花。邱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志明对记者说：“邱县是全国棉花生产百强县之一，常年植棉面积40万亩，年产籽棉12万吨，县委和政府想通过改善棉花品质、科学管理，使黑龙港区域这一中国传统的棉花产业基地，能够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

　　河北一位棉花专家说：“河北棉花与进口棉的差距，还不仅仅在于棉花品种，生产和管理环节所造成的棉花污染，也影响了本地棉品质。高档棉纱最忌讳的‘三丝’，一般观点大都归于棉花採摘、运输和储藏环节。实际上，包括空气质量在内的棉田周围环境，才是中国棉花的天敌。”

　　乡土货不应只做大品牌替身

图：中小型民营棉企成为大品牌的替身

　　“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沿海地区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模式。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模式仍然是内地县域经济的支柱。邱县棉纺业尽管有上百年歷史，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洗礼，不仅没有形成自己的企业品牌，产品中原有的地理和文化元素也被稀释殆尽，中小型民营棉企沦为国内外知名大品牌的替身。

　　与记者一起调研的邱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志明向记者透露：“国内一些著名的棉纺品牌，其实就是邱县的贴牌货，国外一些著名的时装模特身披的长袍和丝带，说不定就有邱县棉丝和乡土传统纺织工艺。”

　　然而，邱县和中国内地的许多乡土企业一样，在整个产业链中举足轻重，在利益链中却微不足道。

　　“乡土企业走国际化大品牌道路成功是小概率事件，人们对建立乡土元素存在自我鄙视心态，误以为乡土品牌难登大雅之堂。”刘志明说：“邱县的‘陈跛子漫画’可谓家喻户晓，可是身为跛脚的陈玉理却是因为‘跛子’而走向世界的。形似丑名‘跛子’，却因为一个农民的内在真实打动了世界。那些看似高大上，出门就撞面的‘乡土品牌’，不仅得不到老外的认可，就连国人见了也有一种‘亲人相见不相识’的尴尬。”

　　从农村到工厂，再到邱县青蛙漫画博物馆，记者在邱县採访数日不禁想到：“跛子”、“青蛙”、“蝌蚪”等，这些家喻户晓的中国农民漫画语符，能不能嫁接到邱县棉纺和小麦等乡土企业文化中来，创造出属于中国的乡土品牌，像陈跛子漫画一样根植乡村，向世界散发出泥土芳香。

　　两头在外举步维艰

　　14年前，毛训运和他的投资团队回国投资，邱县及周边区域丰富的棉花资源是很大动因。如今，他们所需要的棉花，八成靠进口或选择新疆的，而且产品八成出口到欧美和东南亚地区。与毛训运一样，河北的优秀棉企已经是两头在外。企业原来的资源优势不復存在，劳动力成本也无优势可言。2003年，工人月均工资300元，现在增长了十倍，在深圳等沿海城市出现的用工荒，正在内地蔓延。

　　毛训运说：“棉纺企业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社会效益。工厂安排了200多人就业，工资和社会保障一年近1000万元，电费500多万元，地方税200多万元，再加上高息融资成本，棉纺企业几乎是零利润。根本无力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产品和品牌创新。”

　　内地中小型民营棉纺企业没有出口权。毛训运所产60-80支的高档棉纱，一部分通过国内设立的销售专柜，间接出口欧美或东南亚。但大部分棉纱要卖给北京、天津大型棉纺企业。毛训运说：“出口到欧美的高档棉纱和棉布，最终又回到中国的名贵时装专柜。包括北京、天津的中国棉企，仍然是向国外卖原材料，中国棉企处于世界棉花产业利益链的最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