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报纸的抗战》：见证“落日” 守望和平

　　图：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大公报用前所未有的特大字号报道“日本投降矣！”这一天的大公报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纪录片截图

　　大公网5月9日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大公报用前所未有的特大字号报道“日本投降矣！”这一天的大公报成为国家一级文物。在密苏里舰的日本签降仪式上，三位中国记者中有两位来自大公报。朱启平撰写的《落日》成为经典名篇。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造访大公报馆，亲笔写下“为人民服务”。战后七十多年，大公报长期观察与思考中日关系。大公报在香港组织抗战胜利纪念论坛、展览，为港人提供了鲜活的记忆样本。一份报纸的抗战，记忆歷史，影响当代，启迪未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广播了天皇的《停战诏书》，疯狂的战争机器终于停止运转。此前，消息已经在重庆新闻界流传。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特意与刻字师傅商量，铸刻了几个超大号的字。十五日清晨，读者看到了带有惊嘆号的超大标题｜《日本投降矣！》这个大大的惊嘆号呼应的是｜当天，在全国各地，无数人的悲喜交加。这是不眠之夜。

　　十六日的报纸上，读者又读到了一篇喜泪交零的社评：“日本投降了！抗战结束了！在全国八年苦战之馀，得见这胜利的伟大日子到来，我们真是欢欣，真是感激，在笑脸上淌下泪来。”

　　重庆市民王大力至今对那一刻记忆犹新：“当时街上遍街都是那些卖报的，一边跑一边喊：‘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老百姓听到以后，都从商舖里、家里跑出来，争先恐后地抢买号外。”大公报和读者在同样的氛围中相互激盪，共同完成了这个大大的惊嘆号。

　　朱启平记录日本签字投降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人们怀?激动的心情，见证一个期待已久的歷史时刻。这一天，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舰上，日本正式向盟国签字投降。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中，有两人来自大公报，一位是朱启平，一位是黎秀石。黎秀石随美国陆军从缅甸赶来。朱启平随美国海军经歷了长达一年的夺岛苦战。他先后去过硫磺岛、塞班和琉球，目睹了那里发生的惨烈战斗。

　　在密苏里舰上，两位刚刚目睹了战争和死亡的“战友”来不及寒暄，他们要将这歷史的一幕详细记录下来，分享给千千万万不在现场的中国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十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开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誌不忘。”

　　麦克阿瑟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扩音机宣读。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重光葵挣扎上前行近签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仗椅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

　　朱启平认真地记录着签字的过程：“这一幕，后来永远定格在歷史记忆中。全体签字毕，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製造渖阳事件，随即侵佔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他给这篇文章起了一个简洁的标题｜《落日》。

　　毛泽东题写“为人民服务”

　　为了推动抗战后的和平建国，大公报率先在全国呼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国是。中共代表也一直与这家报纸保持着密切联繫。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髮，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毛泽东。她用女性的细腻笔触记录下每一个细节：“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

　　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件浓墨重彩的大事。彭子冈在现场的记录，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记者像追?看新嫁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九月五日，在红岩新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毛泽东接受了王芸生的採访，阐明了中共希望以政治谈判解决国是的主张。后来，毛泽东造访位于李子坝的大公报，为报馆职工欣然题写了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恢復在港出版 弘扬爱国精神

　　对大公报来说，事业正全新开始。报纸在上海、天津恢復出版，总馆从重庆搬到了上海。一九四八年，胡政之再次回到香港，主持在这里恢復大公报。香港大公报恢復出版仅一个月，胡政之就因病在上海去世。香港的事业，留给了老员工费彝民负责。

　　一九五八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在谈话中周恩来肯定了大公报的三点贡献：第一，是爱国的；第二，是坚持抗战的；第三，为中国新闻界培养了许多人才。

　　很多大公报老员工后来也从内地来到香港，他们充实了大公报的实力，推动了香港的文化繁荣。其中，包括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和金庸。金庸在大公报工作了十二年，他的武侠小说最初在大公报旗下的《新晚报》发表。

　　在一九四七年，上海大公报招考翻译电讯的人员，金庸就报名去考试，有三千多人考试，录取了三个人，金庸是其中之一。他曾回忆说：“一九四八年年初我们到香港大公报来。大公报那时有四个地方，在重庆有一版，上海有一版，香港有，天津有，所以集中了很多人才。当时周总理就这样说，大公报是供给人才的兵工厂。”

　　大公报与香港读者一起经歷了苦难和辛酸，也共同经歷了香港人一手一脚打拼出来的繁荣，得到了各界读者的认可。“中学的时候，第一篇投稿到报纸的文章就是在大公报。”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说：“我们国家对香港的政策，国家在国际社会上发挥的作用，准确地掌握国家现在的发展，都从大公报可以得到。”

　　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震寰说：“大公报在香港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报纸。不单歷史悠久，而且充满爱国主义精神，作出很多的贡献，在香港发展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则表示：“回看大公报的歷史，这种效忠国家、为中国人民争取权利、争取社会地位的精神非常可嘉。”

　　文章报国历经百年 立足香港继往开来

　　图：一九四五年，大公报刊登记者朱启平记录日本签字投降一幕的文章《落日》\资料图片

　　抗日战争已远去多年，但成立于一九○二年的大公报对战争的记忆和它对读者的影响从未停止过。一九七八年，朱启平来到香港，加入香港大公报。就是这样一个宽厚温和的人，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多次撰写文章予以猛烈批驳。而在青年时期就在天津大公报着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王芸生，晚年担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一九七六年曾访问日本。他的作品影响了日本很多学者去重新认识历史。

　　二○一五年六月底，香港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型活动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香港大公报作为活动承办方，邀请了来自各界的代表。同时，一项名为“香港中学生重走抗战之路”的社会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大公报的精心组织下，近百名香港学生利用假期到全国各地参观，以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历史。

　　当代中国在和平环境中赢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人们依然在通过各种方式回顾那场战争，缅怀在民族救亡伟业中作出了巨大牺牲的一代人。这份报纸，在战争期间六次搬迁，先后舍弃了五个报馆，但它存活至今，是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人。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大公报社评中有一段话：“抗战爆发以来，财产受损失，同仁奔波，而这些人可能贡献国家者，只是几支笔与几条命。”今天，人们仍然以这份报纸为舞台，讲述中国人不屈的爱国抗战精神。这种精神，已渗入到这份报纸的血脉中，延续着牺牲者的拳拳之心。

大公报5月9日A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