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星：蔡元培教育思想奈何受“指责”?

蔡元培肖像

　　文/张翼星

　　近读8月2日京城媒体“专栏”文章：<<蔡元培教育思想并非无可指摘>>，如此醒目标题，让我有些惊异，但原则上仍可理解。因为任何重要历史人物或伟大思想家，都不可能毫无暇疵或绝对正确。蔡元培这位中国现代教育的元勋，也不例外。

　　那么，作者所要“指摘”之处究竟何在呢？原来是蔡元培在1912年7月10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的开会词。作者将开会词的内容归纳为“两层意思”，一是把公民道德看作各项教育的“中坚”和“根本”，强调道德教育是教育家的首要任务；二是中学和小学所代表的基础教育，设想“归地方政府管辖”，以地方税收作为经费支持。前者是蔡元培讲话的重点，对其思想本身，作者似也无可“指摘”；对于后者，作者便大发议论，严加指摘。说这是“贯穿民国并延续到今的陈旧顶层设计，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各地经济水平和文化氛围的差异，对基础教育的财政和社会支持的力度也就极不平衡。这样便使基础教育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即使有也缺乏经济实力和社会意志来执行”。由此作者断言：“蔡先生热衷的公民道德教育就是空中楼阁，难以在实际贯彻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并且说：“这是民国初年留给后世的一个糟糕的顶层设计。”这种言过其实的“指摘”，实在值得商榷。

　　笔者找来开会词全文，细读之下，感到其要义并不限于“两层意思”，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说明民国时代教育方针与君主时代教育方针之区别。蔡先生引证19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话：“昔之教育，使儿童受教于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又君主时代之教育，以其利己主义为目的，“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而民国教育“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种教育。”教育是以儿童、学生为中心？还是以行政领导者或教师为中心？是培养利己主义者，还是培养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才？这个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的大问题，是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根本对立与分歧。阐明民国时代的新观点，正是这篇开会词的主旨。一百年前蔡先生的这个预示，至今仍十分具有警省意义。试看今日校内的种种急功近利的目标，行政化和强制性手段，课堂上长期难以改变的满堂灌现象，以及学习围着考试转，考试围着教材转的应试教育，不是都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么？作者为何对这个基本思想避而不提呢？

　　第二，蔡先生再次提出教育内容之五项：“军国民教育”(相当于体育)、“实利主义”(相当于智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他说：“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把德育置于教育之首位，使德、智、体、美育相结合，培养健全的人格，这是蔡先生的一贯思想。在临时教育会议之前，他已出版<<中学修身教科书>>修正本，至1921年，出至十六版。他以身作则，首先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修身以安人”。如蒋梦麟所说，他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他亲自倡导并组织道德促进会，制定教师道德守则，使北大聚集并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高端人才。一直影响到他离开北大和西南联大时期，以至全国的教育、文化领域。可见蔡先生的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的思想是在整个教育领域得到实际贯彻并卓有成效的，并没有成为什么“空中楼阁’’。至于上世纪后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只讲政治教育，不讲公民道德教育，只上政治课，不上公民道德课，使公民对自己的权利、义务和基本道德逐渐淡薄，以至茫然无知，由此出现的种种后果，不正是从另一方面说明蔡先生这一思想的正确和力量吗？对此，作者为何又置之不顾呢？

　　第三，正是“专栏”作者着重“指摘”的部分，在开会词中并不占重要位置。现就原文作如下摘引：“此外，又有种种问题，不能单此教育界解决者。如前清学部主张中学以上由中央政府直辖;中学以下，归地方政府管辖。日昨有几位谈及，……谓中学校应归省立或县立，此等须俟地方言制颁布后，始能规定，现在只能假定一划分之方法，即如中等以上教育，取给于国家税，或以国家产业作基本金；中等以下，取给于地方税，或用地方产业作基本金，亦只能为假定之方法。”不难看出，这里所说教育单位管辖和经费来源问题，并未形成决议和文件，只是有人谈及，而作一假定(即设想)之划分。专栏作者竟从这里断言：“这是民国初年留给后世的一个糟糕的顶层设计。当下基础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比较严重的不平衡状况，可能也与之有关。”这就更加牵强附会了。

　　其实，蔡元培在民国初年任教育总长的时间很短。1912年1月3日他被任命为第一任教育总长，4月26日正式到任。至7月10日临时教育会议前，他已两次提出辞职，皆被袁世凯挽留。会议结束，7月11日，辞职便被批准。可见蔡先生的开会词中关于基础教育的管辖和经费的归属问题，只是附带谈及的一个假定，根本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与往后基础教育和道德教育中的问题，很难说有什么实际联系。

　　应当看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他一生的教育实践，重心在高等教育。他主张教育独立，特别注重德育和美育。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教师首先应当“积学”与“热心”，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并以此影响与指导学生。学生上大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治学、求真理。

　　他明确提出并坚决贯彻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繁荣学术，培育人才的康庄大道。只有认真恢复并努力弘扬他的这些教育思想，才有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杰出人才，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真正有希望。作为教师，我们的神圣职责，应当是深入研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努力加以贯彻实施，而不是捕风捉影地去搜索什么可“指摘”之处。

　　(作者张翼星，1933年出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9年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现为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辩证法思想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市和国家教委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评奖中多次获奖。）

　　附：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1912年7月10日)

　　今日之临时教育会议，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会议。此次会议，关系甚为重大，因有此次会议，而将来之正式中央教育会议，即以此次会议为托始。且中国政体既然更新，即社会上一般思想，亦随之改革;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此次议决事件，如果能件件实行，固为重要关系;即使间有不能实行者，然为本会已经议决之案，将来亦必有影响。诸君有远来者，即或在近处者，亦是拨冗而来，均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之故。

　　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之教育，其不同之点何在?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从前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齐沛斯泰洛齐(JohannHeinrichPestalozzi，1746—1827)：又译裴斯泰洛齐，19世纪瑞士教育革新家。他的教育思想对近代初等教育的发展有影响。)有言：昔之教育，使儿童受教于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民国之教育亦然。君主时代之教育，不外利己主义。君主或少数人结合之政府，以其利己主义为目的物，乃揣摩国民之利己心，以一种方法投合之，引以迁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义。如前清时代承科举余习，奖励出身，为驱诱学生之计;而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现在此种主义，已不合用，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种教育。

　　社会逃不出世界，个人逃不出社会。世界尚未大同，社会与世界之利害未能完全一致。国家为社会之最大者，对于国家之责任与对于世界之责任，未必无互相冲突之时，犹之对于家庭之责任与对于国家之责任，不能无冲突也。国家、家庭两种责任，不得兼顾，常牺牲家庭以就国家;则对于国家之责任，自以与对世界之责任无冲突者为范围，可以例而知之。至于人之恒言，辄曰权利、义务。而鄙人所言责任，似偏于义务一方面，则以鄙人对于权利、义务之观念，并非相对的。盖人类上有究竟之义务，所以克尽义务者，是谓权利;或受外界之阻力，而使不克尽其义务，是谓权利之丧失。是权利由义务而生，并非对待关系。而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克尽其种种责任之能力，盖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

　　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我国人本以善营业闻于世界。侨寓海外，忍非常之困苦，以致富者常有之，是其一例。所以不免为贫国者，因人民无道德心，不能结合为大事业，以与外国相抗;又不求自立而务侥幸。故欲提倡实利主义，必先养其道德。至于军国民主义之不可以离道德，则更易见。我国从前有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之语。现在军队时生事端，何尝非尚武之人由无道德心以裁制之故耳。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从前言人才教育者，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可见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其他因时势之需要，而亦不能不采用，如实利主义及军国民主义是也。吾人会议之时，不可不注意。

　　又有一层，我中国人向有一弊，即是自大;及其反动，则为自弃。自大者，保守心太重，以为我中国有四千年之文化，为外国所不及，外国之法制皆不足取;及屡经战败，则转而为崇拜外人，事事以外国为标准，有欲行之事，则曰是某某国所有也。遇不敢行之事，则曰某某等国尚未行者，我国又何能行?此等几为议事者之口头禅，是由自大而变为自弃也。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

　　至现在我等教育规程，取法日本者甚多。此并非我等苟且，我等知日本学制本取法欧洲各国。惟欧洲各国学制，多从历史上渐演而成，不甚求其整齐划一，而又含有西洋人特别之习惯;日本则变法时所创设，取西洋各国之制而折中之，取法于彼，尤为相宜。然日本国体与我不同，不可不兼采欧美相宜之法。即使日本及欧美各国尚未实行，而教育家正在鼓吹者，我等亦可采而行之。我等须从原理上观察，可行则行，不必有先我而为之者。例如十三个月之年历，十二音符之新乐谱，在欧美各国为习惯所限，明知其善而尚未施行，我国亦不妨先取而行之。学制之中，间亦有类此者。

　　此刻教育部预备之议案，大约有四十余种之多。第一类，是学校系统;第二类，是各学校令及规程;第三类，教育行政之关系;第四类，学校中详细规则;第五类，大概含有社会教育性质。

　　其中有一大问题，是国语统一办法。现在有人提议：初等小学宜教国语，不宜教国文。既要教国语，非先统一国语不可;然而，中国语言各处不同，若限定以一地方之语言为标准，则必招各地方之反对，故必有至公平之办法。国语既一，乃可定音标。从前中央教育会虽提出此案，因关系重要，尚未解决。

　　此外，又有种种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界解决者。如前清学部主张中学以上由中央政府直辖;中学以下，归地方政府管辖。日昨有几位谈及，谓废府以后，中学校应归省立或县立。此等须俟地方官制颁布后，始能规定。现在只能假定一划分之方法，即如中等以上教育，取给于国家税，或以国家产业作基本金;中等以下，取给于地方税，或用地方产业作基本金。亦只能为假定之方法。

　　诸君此次来京，想亦有许多议案提出。其间与本部及他议员提出之问题略同者，可以合并讨论。此次临时教育会议，时期甚短，而议案至多。若讨论过于繁琐，恐耽误时间，不能尽议。盖诸君多半担任教育事务者，即使延会，恐亦不能过于延长。所以，希望诸君于议案之排列，将重要者提前开议。又每案之中，先摘出重要诸点，详细讨论;其他无关宏旨者，不妨姑略之。鄙人今日所欲言者止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