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习近平打造中国模式2.0版

习近平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一词是核心。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姜志勇

　　在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新一任的总书记，如今两年时间匆匆而过，回首习近平两年来的施政举措和他所阐述的施政理念，我们不难发现，习近平正在努力改变中国原有的发展、稳定和改革模式，努力构建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着力打造中国模式的2.0版。

　　中国模式的三阶段

　　一个国家采用的模式是一个国家的大战略，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它至少要能回答三个问题：如何实现发展？如何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在发展和稳定之间如何保持变革的张力？围绕这三个问题，中国建国以来，共采用了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毛泽东时代的苏联模式。在毛泽东时代，建国不久后就把苏联的模式照搬了过来，苏联模式也即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发展上实行政府严格控制的计划经济，国营经济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农业不惜代价支持工业发展；在稳定上实行政府绝对控制经济和社会，人民的衣食住行都要国家来安排，意识形态在国家各领域处于突出位置，通过思想的道路来实现对人的管理和控制；在发展和稳定的张力方面，因为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绝对控制，发展是低效的、粗放的，甚至是盲目的，由于计划的极其不合理，国家出现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等盲目发展，在国家绝对控制形成的超稳定结构下，发展处于次要的地位，而要改变这种结构、释放发展动力的变革自然就难以实现，毛泽东时代，国家有过几次经济管理变革的尝试，但都陷入了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循环之中。

　　毛泽东时代的模式是斯大林模式，不是中国自己的模式，因此不能称为中国模式，真正的中国模式是邓小平时代探索出的，这即是中国模式的1.0版，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放弃了计划经济和国家对价格的管制，在发展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国有企业仍然在支配国民经济的命脉，但社会被赋予了极大的发展自主权，非公有制经济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构市场、明确政府的发展职责、培养企业家，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在稳定上，国家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但制定游戏规则，进行威权主义，并把经济增长当为实现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撑，实行惠民政策，事实上这样的策略很成功，富起来的国人已经普遍认识到，保持国家的持续稳定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变革方面，通过中西对比的差距感，中国精英普遍认为，中国要赶上西方必须进行变革，变革也是政治精英、政党精英的普遍共识，中国共产党要继续保持长期执政，就必须不断变革、不断适应新时代、不断让自身变得更强大。

　　邓小平时代开创的中国模式实现了中国的发展，保持了中国的稳定，中国变得日渐强大，中国模式也日益引起世界关注，不过这种模式也存在致命的不足，主要是：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环境，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是粗放的、低附加值的，且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把经济发展当为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导致中国数据的水分太大，中国陷入虚高增长中；在稳定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自我利益意识不断增强，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而且更为值得担忧的是政府官员和军队腐败的泛滥，内外两个因素把中国政治稳定置于危险之中；在变革方面，虽然各方都意识到了变革的重要性，但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已经可以操控变革，让变革成为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变革的正义性正成为一个普遍的话题。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模式1.0版虽然外表依然光鲜，但内在已经问题重重，已经到了必须更新换代的时候。

　　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着力打造中国模式的升级版，即中国模式的2.0版，为此他采取了多重举措。当然，为了比较逻辑的阐述他的施政理念和施政措施，这里先说变革。在变革方面，他针对中国模式1.0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全面的改革计划，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政党和社会六大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作用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几个方面改革提供动力；在发展上，发展是围绕变革的发展，通过摈弃追求高GDP、放弃大举政府刺激的投资、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民间企业发展，经济的变革正在进行；通过把经济发展带入新常态，从而促使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转变发展观念，严格控制或不再审批、新建“三高”企业，着力把生态保护放在重要地位，并制定了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哪些国土应该禁止发展、哪些国土应该限制发展进行了规定；在稳定上，通过反腐来刮骨疗伤，治标的反腐能为治本的法治建设树立氛围和环境，并通过机构改革、简政放权等优化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从而提高国家确保稳定的能力。习近平两年中采取的措施有很多，更多的措施还在酝酿中，不过他打造中国模式2.0版的决心和策略已经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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