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破题 中共以法治实现“去周化”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在主席台上。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大公网评论员 郑曼玲

　　备受注目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擘划出依法治国路线图，制定了新一轮司法改革总方针，显示中共将以此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推进整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而从另一层面观察，当中诸多别有新意的提法，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意有所指，可算是对周永康掌控下的“十年政法”的检讨和反思，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社会管理、法治建设上开启一个“去周化”过程。

　　纵观全会公报，很多亮点均集中于司法层面，包括“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等。这些提法均在以往法治框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突破，显示司法体制改革将成为中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上率先“破题”的切入口。

　　之所以选择以此作为突破，原因不难理解。政治体制改革是巨大的政治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必定涉及到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以司法为中心设计国家长治久安的框架，是政治体制改革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一种路径。而且，假如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体制作保障，政治体制改革就失去了支点和保障，这是司法改革必须先行探路的制度缘由。

　　另一方面，执政党选择以此作为政改开篇之作，显然也与当下中国法治现状堪忧不无关系。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贪腐、民生、公民权利保障等问题所引发矛盾的矛盾愈发突出，社会维稳压力积聚的背景下，执政党对于政法系统自然更加倚重。在这期间，政法系统一家独大，并伴随着周永康逐渐走向权力巅峰，获得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但与此同时，中国法治却经历了严重的倒退：变质的维稳、立法的停滞，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群体性抗议事件频发，人权纪录备受批评，在某些地方，司法独立在党政机关的共同干预下早已名存实亡，并衍伸开去，动摇了社会伦理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坚守，导致社会价值混乱、秩序不彰。

　　现任最高领导层并不讳言对中国法治现状的不满，稍早前出版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摘编了2014年1月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节选，当中的严厉措辞足以窥知习对中国法治的态度和认知，“对执法司法状况，人民群众意见还比较多，社会各界反映还比较大，主要是不作为、乱作为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比较突出。有的政法机关和干警执法随意性大，粗放执法、变通执法、越权执法比较突出。要么有案不立、有罪不究，要么违规立案、越权管辖；有的滥用强制措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有的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严重败坏政法机关形象，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此次通过“打周老虎”来袭击核心利益集团并连根拔起他的“朋友圈”，并在四中全会上就建设法治国家进行顶层设计，显然是执政党断尾求生、收拾人心，进一步为权力祛魅的一记重拳，某种意义上，亦是将中国法治进程与“周永康时代”断然切割的一个转折点。

　　事实上，中国官场的“去周”行动早已悄然兴起。自打周永康“落马”消息正式公布之后，其曾主管过的领域和担任过领导的地方，纷纷站队表态，竭尽所能与其划清界限。这种建立在深厚绵长的文化传统之上的“去周化”表态，或许有其阐明立场、稳定人心之功效，但要藉此铲除已经深入政治肌体的周派势力的影响，则远远不够。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执政党创造性地首次将“依法治国”确定为中央全会的主题，试图通过“大破大立”，触及深层政治制度的内省，并借助这一自我修复的良机，从体制完善上消除滋生“周老虎”的漏洞，实现真正的“去周化”。

　　当然，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也只是在中国法治化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公报提出的司改方案，还有待在现实中推行落实。如何避免改革失效，避免公权力的国家机器突破法治底线，脱离监督制约，以寒蝉效应控制社会经济秩序，避免“周永康时期”那种严重违背法治与人权精神的社会治理模式卷土重来，显然还需在执政理念上进行更深层次、刮骨疗伤的“去周化”。

专题：聚焦十八届四中全会

相关阅读：

特稿：党史上被中央全会撤职的12位候补中委

杨金山首曝落马 全会开除军方中委史无前例

中央委员会换血撤六补三 60后中委增至10人

北京观察：崇扬法治 废除人治

加藤嘉一：从日本经验解读“社会主义法治”

扫一扫，关注大公网《北京观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