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玉兰舍得吃苦,哪有今天的好日子过?”老人们感慨。
而无论工作岗位怎样变化,吕玉兰艰苦创业的劲头始终不减。
临西县原副县长张延福至今难忘——1974年4月,事关临西80%地区用上运河水的重点水利工程——临馆渠和卫西干渠开始动工兴建,时任县委书记的吕玉兰决定徒步沿工地全程察看一遍。那天,他们从早晨走到晚上,一口气走了上百里路。“玉兰当时工作很忙,整天休息不好,我们都不叫她这么走,可她非要去,最后大家累得东倒西歪。她也累惨了,回到办公室往桌上一趴就睡着了,别人推也推不醒。玉兰对临西的水利事业,可真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
正定县原县长程宝怀至今难忘——吕玉兰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后,几个月里,几乎跑遍了全县的所有公社以及几十个村庄。那时,县委只有两辆吉普车,其中一辆还经常出毛病,吕玉兰为了照顾老同志,外出办事或下乡,总是骑上自行车。她还主动请缨,不顾身体疾病,带队走南闯北,到外地学习取经。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条。玉兰最赞赏的信条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8月20日下午,吕玉兰的丈夫、已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江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一件往事。
1981年9月1日晚,吕玉兰即将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对我说,这次去北京,准备向上反映一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劝她,现在国家正在推行生产责任制,从上到下都是对生产责任制的赞扬声,你这时候去谈一些问题,合适吗?”
“俺不管那些,该说的就说!”江山回忆,当时吕玉兰习惯性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说:“俺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如果责任制有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
吕玉兰到北京后,果然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她的发言,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在这次会议的第7号简报上,吕玉兰提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应是更多了”的意见,被放在了第一条。
“玉兰为人处世的最大特点,就是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熟悉吕玉兰的人都如是说。
1981年9月,按照组织安排,吕玉兰从河北省委调任正定县委副书记。面对职务的变动,她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安排,很快同县委一班人打成一片。
“玉兰来正定的当天,就借了别人一辆自行车骑着下乡去了。”程宝怀回忆说,当时,由于粮食征购任务重,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种植结构单一,农民收入水平低,形成了典型的“高产穷县”现象。县委一班人很快达成共识:高征购必须及时纠正。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反映问题,大家却有不同意见。
“当时刚到正定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和吕玉兰同志都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正定的现状,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程宝怀说,习近平同志和吕玉兰同志不畏困难,多次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多万斤,给正定人民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愈是求真务实,愈能眼光放远、开拓创新。
提起正定荣国府,许多人耳熟能详。今天,荣国府就好比正定旅游业的“聚宝盆”。而荣国府能够顺利建成,也包含着吕玉兰的“一言之功”。
作为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正定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正定县把这个项目拉了过来。原计划用几十万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了。后来,习近平同志考虑到不如着眼长远,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推动旅游业发展。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不少干部因为思想不够解放,担心投资难以收回,对此心存疑虑。
这时,恰逢吕玉兰从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回来,习近平同志便和程宝怀同志去征求她的意见。吕玉兰说,县委抓得及时、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时她还利用回来的短暂时间,积极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吕玉兰的支持下,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使正定县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时期。
看准了就大干,看不准搞试验——这是吕玉兰多年的工作准则。
1970年,她在东留善固村建立试验农场,光小麦品种就种了20多种。通过对比试验后在大田推广,逐步把全村农作物改换成了优良品种。任临西县委书记时,她提出“层层搭梯子,生产步步高”。县委抓住44个在自然条件和生产发展上各有特点的先进单位作为“梯子”,很快出现了“一面红旗带一片,多面红旗带全县”的生动局面。
正定县原副县长何玉记得,当年,正定县委决定把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营作为正定经济腾飞的突破口。吕玉兰主动提出由自己负责多种经营工作。“玉兰在城关公社西北街大队开展庭院经济试点,指导农民利用房前屋后养花、养鱼,搞手工加工项目,并召开现场会,让大家受到启发:就在人们眼皮子底下的正定城关,农民照样能够依靠多种经营发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