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28年大数据：181名省部级落马 十年两轮高潮

　　二、趋势

　　1.拉帮结派、腐败群体化

　　腐败官员相互勾结、利用，其犯案呈现群体化、集团化的特点。他们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公开报道来看，超过30%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具群体化特征，省部级官员腐败几乎没有只涉及一人的案例。有效预防官员腐败的群体化，需要建立权力制衡机制，而查处官员群体腐败，应采取“离间计”的方式。

　　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查处了李春城（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郭永祥（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李崇禧（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海南省查处了冀文林（时任海南省副省长）、谭力（时任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从目前的报道来看，上述人员或多或少与周永康案有所牵连，是官员群体化腐败的案例；山西省查处了金道铭（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善学（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令政策（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聂春玉（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川平（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任润厚（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加上曾任职山西的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更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十八大以来，江西省查处了陈安众（时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木根（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赵智勇（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委员），湖北省查处了吴永文（时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柏槐（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郭有明（时任湖北省副省长），这些腐败案件都带有明显群体特征。

　　中纪委2003年查处的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案例，所谓“河北贪官权力场”名单中的人都与程有所联系，特别是其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更是和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早些时候，中纪委1990年查处的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也是一个典型，被查处的局级干部有15人，处级干部有19人，科级干部有13人。

　　具有群体化特点的涉腐省部级领导干部还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与副省长刘长贵，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党组成员何洪达，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与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王落马的官员有22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时任辽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与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大致同时被查处，并称“慕马”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员被“双规”，6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重庆的秦昌典（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与王式惠（时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引发黑龙江人事地震的韩桂芝（时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时任甘肃省委常委王军，时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涉及上海社保大案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后两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同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的胡楚寿与于大路，等。

　　2.以权谋私、腐败家族化

　　媒体估计，官员腐败与家属子女有关联的超过60%。有道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超过30%的被查处省部级官员的家属或亲友或多或少涉及犯罪事实，或者其配偶行贿受贿，或者其子女利用其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周永康案其家属、子女也多有涉及。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是因为女儿出国留学，而收受巨额贿赂。时任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和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是为了儿子而走上腐败之路，李嘉廷甚至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无论坦白交代问题，还是检举揭发别人，都是为了李勃，包括上诉也是为了他。” 程维高主要是为其子程慕阳谋取利益。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2002年出逃至今），其亲属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为夫妻勾结受贿。

　　鉴于官员腐败家族化，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查处官员腐败可将其家属、亲友作为突破口，而预防腐败，不能只仅仅从官员自身入手，还应从其身边人着手。

　　3.权色交易、生活腐朽化

　　在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超过40%的被公开报道有不正当两性关系。2010年初，媒体曾报道，2009年17位省部级高官落马，6人有情妇，落马巨贪九成包养情妇。有的省部级官员直接因为情妇举报或为情妇牟利而最终被查处，时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是因为雇人炸死情妇而最终被查处。有媒体报道了陈希同和五个女人的故事，陈希同与王宝森建造别墅及购置设备供他们与情妇玩乐，花掉了3521万元。薄熙来被指“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陈良宇被指“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成克杰沉湎女色，包养情妇李平。这些案例证实了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生活极为腐化。因此，反腐败也可以从官员的日常生活入手。

　　4.钱权交易、腐败金钱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查处的省部官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较小，一般为几千或者几万元，最多几十万元。以1999年查处的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长清（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案为分界线，其后涉案金额急剧增加，一般都在几百万、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2007年查处的陈同海（时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案，涉案金额高达1.97亿元。（参见12版表4）

　　5.负隅顽抗、关系涉黑化

　　省部级官员作为高级官员，其社会关系网复杂，自不待言，有报道称李嘉廷案涉及的关系网比“厦门远华走私案”还要大；部分犯案省部级官员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甚至与黑恶势力勾结，打击报复举报人。从有关报道来看，有省部级官员牵涉其中的四川富商刘汉案件即带有黑社会性质。当王怀忠（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知道中纪委正在调查其案件时，设置障碍，阻止中纪委调查，并试图贿赂中纪委办案人员，其反侦查能力表现得尤为突出，给案件的审理造成极大困难；而程维高不仅破坏中纪委的调查，而且打击报复检举人，恣意将举报人投入狱中。时任山东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雇凶将情妇炸死，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吕徳彬雇凶杀妻，他们的犯罪行为也具有黑社会性质。

　　当前的“老虎反扑”论，其实指的就是某些高官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甚至动用黑社会力量阻止反腐，避免被查处，保护自身既得利益。

　　6.蓄谋外逃、呈现国际化

　　部分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犯案之初或发觉有关部门在调查自己的时候，便蓄谋外逃，赃款转移跨国化，即向国外境外转移赃款赃物，这使案件复杂化，侦破的难度更大。这在成克杰和程维高二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成早有预谋，将各种赃款赃物转移到其香港的情妇李平手上；程维高也是早有准备，眼看东窗事发，便将儿子送出国去，并带走了大量的赃款。

　　2002年被查处的高严，至今潜逃在外。2003年6月被查处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是在外逃途中，被审计署和公安部在首都国际机场拦截下来。2003年获刑的原广东省政法委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为儿子办了香港身份证和居留权，然后又让其子披着港商的身份回到内地经商，倒卖土地。这些案例都使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具有跨境跨国的特点。

　　金融行业因驻外分支机构较多，资金来往密切，该行业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更具有跨境跨国的特征。原中信集团副董事长金德琴多次利用美元、港元、人民币汇兑的机会进行挪用谋利；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所涉案件是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县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属于比较少见的跨国调查。从媒体报道来看，案发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铁男犯罪也具有明显的跨国性。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贪官携款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这表明，预防和治理贪官外逃是反腐败的重点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