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官员“落马”、正常调动或到龄退休等原因,中国政坛正迎来十八大后第三波人事变动大潮。
上海观察盘点后发现,自今年六月份以来,已有超过40位省部级高官发生职务变动,涉及中央部委、地方党政领导、大型国有企业和重点高校。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多个省部级领导职位前任已经由于各种原因去职,但由于继任者尚未产生,因此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波人事变动大潮还将持续。
前情回顾:因换届,十八大后已经历两次干部大调整
2012年底来,中国政坛已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高级领导干部调整,分别发生在十八大前后和去年全国“两会”前后。
2012年11月中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15人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即,这一群体中多人发生职务变动,带来十八大后的第一波人事变动大潮。
比如,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上海市市长韩正均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大结束不久,赵乐际进京任中组部部长,孙春兰北上天津任市委书记,孙政才南下主政重庆,韩正由上海市政府转往市委担任一把手职务。
为了填补上述领导职位的空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随之而来,引发十八大后第一次大规模人事调整。
十八大后第二次大规模高级领导干部调整潮,发生在去年全国“两会”前后。去年全国“两会”同样时值换届,多位原省部级干部晋升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比如王晨、沈跃跃、吉炳轩等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黎、卢展工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强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同时国务院下辖的多个部门也产生了新的负责人选。上述人选的职务变动引发了十八大后第二次高级干部大调整,涉及中央多个部委和省级行政单位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第三波调整:涉及副部级干部多,原因多样化
上海观察梳理后发现,袭来的第三波政坛人事调整大潮,相比前两次而言,在级别、范围以及调整原因上呈现出不同特点。
第一,多以副部级为主。
第三轮干部人事调整所涉领导干部级别相对前两次较低。由于换届影响,前两轮高级领导干部调整,涉及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此轮调整更多涉及副部级干部的职务变动,据上海观察初步统计,已超过28人。
与之对比,调整中涉及的4名正部级领导干部主要集中在山西、吉林两地:由于山西原省委书记袁纯清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吉林原省委书记王儒林调任山西接替其职务,吉林省原省长巴音朝鲁顺位接替王儒林后,农行原董事长蒋超良代理吉林省长。
第二,涉及范围更广泛。
前两轮官员调整,主要以地方党政系统和中央有关部门正职为主。而第三轮调整中,地方党政系统副职所占数量最多,但涉及范围又不止于此,中央有关部委、重点高校以及大型国有企业也包含在本轮调整之内。
9月1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显示,国务院近日任免了财政部、人社部、审计署、国税总局、国台办、中科院等多部门工作人员。
以人社部为例,此轮调整早已在官网的部领导一栏呈现出来:人社部部长、中组部副部长尹蔚民卸任国家公务员局局长,副部长信长星继任该职;山西原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汤涛和该部法规司原司长孔昌生已经出任副部长。王晓初、杨士秋两位副部长因年龄原因退休。
在重点高校层面,近期也有主要领导进行了调整。原国防科工局党组成员张炜调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另一则调整则更引上海人注目:原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祖翼进京任中组部部务委员(副部长级)兼干部二局局长。
另外,还有多家央企的领导班子发生变化。正部级的央企——中国铁路总公司原副总经理彭开宙、胡亚东退休去职,李文新、黄民、杨宇栋任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原浙江省委常委陈德荣出任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岩接替今年5月被查的王帅廷,出任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第三,原因更为复杂,受“反腐”影响大。
第三轮大规模人事调整,成因更为多样化。除了届龄退休后的正常调整,多个案例还体现着“反腐”属性,因为原任职者在反腐风暴中“落马”,后来者接任其职务。
前一种情况以近期辽宁、河北两省纪委书记人选调整为典型:辽宁省原纪委书记王俊莲和河北省原纪委书记臧胜业因为年龄原因,先后不再担任原职务,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原市委书记林铎和辽宁省委常委、秘书长陈超英分别异地调任,接替了他们的职务。
官员因反腐风暴“落马”、继而原职务由新人选接替的案例,则以楼阳生从湖北转战山西的案例最为典型。
今年2月底,山西省委原副书记金道铭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在山西省委副书记一职空缺近4个月后,今年6月中下旬,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委原常委兼组织部长楼阳生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同时,目前山西省委常委中多人落马,未来类似楼阳生接任的案例还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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