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恩培举报者杨维骏：叫板省委书记的党外高官

　　“只有给中纪委写信一条路”

　　87岁的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鸣庵曾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过，对杨维骏很佩服。在他看来，其他老干部一旦离休，大多安于现状，做个老好人，而杨维骏依旧像个“刺头”，坚持帮人维权和举报。

　　其中，2010年12月的“公车上书”事件，将杨维骏推向了舆论高潮。那一次，他开车带着12个上访的失地农民，去省政协上访，一间一间办公室去敲门，却一个人都找不到，“明显都在躲”。

　　后来，省政协一名处长找到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难道政府配车只能用于游山玩水，不能为民请命？”

　　事后，杨维骏感到现实中维权太难，开始学着开博客，将举报信发上网，以获得关注。他给自己的博客取名为“直言”。

　　那次“公车上书”，杨维骏曾打算请马鸣庵一起前往，因为此前他看过马写的一些有关时局的观感，“尖锐，深入，是一路人”。

　　马鸣庵没有去，“我觉得他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2012年，昆明下辖的晋宁县广济村等13个村委会因为征地问题的维权画面在网上流传，2013年，更曾有过一次村民“万人集会”。

　　村民代表王春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3年3月，杨维骏主动打电话声援，并告诉他们，要依法依规维权。此后每次联系，杨维骏会将他获得的最新的政策法规告诉这些农民。

　　后来杨维骏亲自参加了农民们的一次集会。据媒体公开报道，时任晋宁县委书记一早来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去，但杨维骏反驳，“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最终，县委书记的态度从劝阻变为“多去指导”。杨维骏要从家中赶往约30公里外的广济村时，被告知“不能送他”，政协给他配的公务车只能在昆明市区跑，不得出城。不过杨维骏最后还是设法从友人处借得一辆车赶到了会场。

　　省部级老干部的到场，让农民们士气大振。后来，村民带了些农副产品上门拜访，杨维骏坚决不收，称这是共产党的作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样略显古板的语言，让王春云等人十分佩服。

　　“这个人就是耿直，不圆滑。”马鸣庵说，但他一直不看好杨维骏的举报和维权。“我说你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你电话有监听，有人跟踪，要小心。他说，我怕什么。”

　　佩服杨维骏者，不一定支持他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比如，他更相信纪委，而不是法院。

　　9月1日，杨维骏在家中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第二次采访时，电话仍不断打进来，又是上访户。一位维权者来电说，自己的事要由法院解决，被杨维骏认为太天真。老人提高嗓门冲着话筒说：“只有通过举报给中纪委写信一条路。你那样做，我们就不是一路人了。再见。”

　　放下电话，他一脸愠怒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曾是农民的总代表，到北京去，我领他到中纪委去告。现在肯定有收买他了，他就骗农民通过法院来解决，我早就说，通过法院来解决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法院骨子里还是会袒护同级政府。

　　杨维骏本人也曾将举报白恩培的公开信寄给中纪委和王岐山书记。他后来还将举报信转交给媒体记者，在记者的博客发表出来后，一时引起各方关注。在这封信里，杨维骏指出云南有六大案件，而曾经的省委书记白恩培不能逃脱干系。

　　2014年6月，《财经》杂志报道了“六大案件之一”的兰坪铅锌矿案，举报人杨维骏再次得到关注，并被很多人视为他本人获得最大的一次舆论胜利。

　　“杨老是反腐斗士，可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义明认为，说白恩培被杨维骏以一人之力拉下马不尽客观，中央巡视组前后来过多次，应该听取了不少人的意见，另外如果没有目前的反腐大形势，情况可能也会不一样。

　　王义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杨维骏每天很早起床，坚持游泳，有毅力，这一点，他也用在了反腐败上。

　　白恩培落马后，找杨维骏维权的甚至包括了官员。一位曾在云南省政府办公厅任职的处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3年云南省“两会”期间，一封署名为“倒白委员会”公开信流传，因为是用省政府办公厅的信笺写的，于是他被怀疑是执笔人，后来他被追查在担任某县县委书记时受贿18万元而被判刑入狱。如今处于假释期。

　　这位官员称，所谓“倒白委员会”和受贿案都是莫须有的。“现在白恩培倒了，我想该是时候为自己申冤了。”他想求助于杨维骏盛名。杨维骏对传闻中的“倒白委员会”一事也很气愤，但他说需要搜集证据。他建议，你最好还是写信给中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