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恩培举报者杨维骏：叫板省委书记的党外高官

　　“只剩下他一人， 继续举着长矛，冲向风车”

　　1922年出生在昆明的杨维骏，在家排行第五。父亲是滇中名将杨蓁，同盟会成员，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杨维骏三岁时，父亲被人杀害。少年杨维骏被家人送到上海读书。他自言在家仇国恨中长大，从小性格比较直，敢于批评。

　　因为参与成功策动了军阀卢汉起义，1949年后，杨维骏仕途平坦，一度担任省政协副秘书长，直到1959年因拒绝揭发曾共事过的“右派”社会学家费孝通，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后来在费孝通帮助下，摘了右派帽子的杨维骏重新恢复了统战部副秘书长职务，并出任省政协副主席。

　　“我很高兴，过去提多少建议，人微言轻，得不到理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提出建议，至少总会得到答复吧！”

　　此外，他还当选了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至1988年）。不过，好景不长。

　　一次，在参加云南省组织的全国人大代表视察中，他们接到某金银首饰厂经理的举报：一个女港商以次充好，将不合使用的旧机器设备高价引进给该厂，有关部门层层开绿灯，这位经理抵制，竟被上级主管部门以不称职为由撤职，而女港商从中捞了一大笔。

　　杨维骏等人经过调查，掌握了确凿证据，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调查。

　　他没想到的是，这得罪了省里某位领导，案子则不了了之。

　　在下届出席全国人大的云南代表中，许多代表继续留任，杨维骏落选。他认为受了此事影响。

　　当时改革开放伊始，许多政府机关竞相办公司，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云南省成立了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省长任组长，省政协也需要有人出任副组长，时任省政协主席刘树生推荐了杨维骏。

　　在清理整顿公司工作中，杨维骏结识了一些“党性强、刚正不阿的党员”，比如时任云南省纪委副书记罗运通、昆明市检察院检察长丁允中、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仁信等。

　　杨维骏在自传中提及了他的这些官场知己。

　　丁允中在当地以执法铁面无私著称。在华宁县任公安局长时，县委书记的女婿涉嫌贪污，依法应逮捕法办。但这位官家女婿当时住在省委大院岳父的家中。

　　省检察院领导叮嘱丁允中：“你可不能去书记家中抓人啊！”

　　丁说：“我有办法。”

　　他派人守在省委大院门口。这位女婿一走出大院，就被抓了个正着。正在外地的县委书记打电话问：为什么抓人？丁允中说：“有确凿证据，是依法逮捕。”

　　后来丁允中退休时，杨维骏送了一首诗给他：“为正纪纲心力焦，威权门下不弯腰。君虽告老心难静，伏案犹挥正纪刀。”

　　杨维骏敬佩的同僚还有徐仁信。有一次，昆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议某事，时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仁信认为不符合人大组织法，提出反对。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称，此事经过了省人大同意。徐仁信又去了省人大，和一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争论起来。事后，那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徐仁信这人好拗！

　　徐仁信同样是解放前的老革命，退休时只是厅级干部。杨维骏写了一首诗相赠：“利禄功名尽可扔，是非曲直必分清。任凭常有笑君拗，偏作权奸眼里钉。”

　　南方周末记者向两位云南省老干部求证，得知这些官场轶事“确实属实”。

　　如今丁允中和徐仁信，也都近90岁。杨维骏期望南方周末记者去找他们聊聊，但他们的衰老远比他想象的更快，耳聋。徐仁信的女儿已经60岁，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只剩下他（杨维骏）一人，继续举着长矛，冲向风车。”她说，父亲虽然时有老年痴呆的表现，但有时提到杨维骏，还是会说：“佩服。”

　　1993年杨维骏退出政协副主席一职，1998年又从民盟相关岗位上离休。此时，在美国留学并就业的儿子，来信要杨维骏夫妇去美国探亲。

　　这趟探亲之旅变成了工作考察。杨维骏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六万字的《美国社会动态侧记》。他在观察美国社会的同时，思考着国内的问题。比如，他提到，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普遍遵守商业信用，说谎被认为是很不光彩的事。但联想到国内，“官场上，假产值，假成绩，假报表，假统计比比皆是；有些人口头上马列主义，一肚子封建主义。讲真话的人不是没有，可往往遭排挤打击”。

　　南方周末记者问，离休之后，还跟官场的人有交往吗？杨维骏说，有时省委老干部局组织老干部，去调查、参观，在一起也很少谈政治，就是旅游观光。

　　这天，一位画家找到杨维骏，自称很敬佩他，想为其画一幅画作：“杨老你属相是什么？”杨维骏笑着说：“属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