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一届领导层上位以来，中国的国内外施政战略出现一个十分明确的主题：去美国化。这体现在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政治上坚持中国原有主体架构，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展开针锋相对的交火。拓展国际政经新格局时有意减少和排斥美国领导力、影响力或遏制力。身在中国者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就是中共在思想舆论环境方面的动作，包括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整顿网络、意识形态。这些举动，其实也是在“去美国化”，是对过去数年间向美趋势的强硬回答。
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西欧的英、德、法以及东亚日韩的政体都明显与美国不同。美国在中国舆论中“一家独大”，主要原因或许是因为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民众生活水平和权利实现程度也高于中国。
而在执政者看来，中美之间确实有差距，但这是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美国与中国国情大不相同，美国制度不适用于中国。由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教训来看，中国贸然照搬美国体制必然会导致国家失序和长期动荡。因此，中国必须以中共的持续执政保障稳定，以持续高速健康发展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不止在经济，在国家实力、民生、法治等方面超越美国来证明自身的优越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或许就是超越美国之梦。为此，全面深化改革与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一样极为必要和紧迫。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曾经不止一次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明，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强势崛起。中华文化的韧性代表了复兴的能力和可能。不可否认，苏联失败和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这一对立面的存在，包括二者的军备竞赛、地盘争夺、相互渗透和颠覆活动等，但决定性因素确是其内部弊端的积重难返。美国确实是时下最令人羡慕的国家，但是如果中国照搬其国家制度，如何控制辖下地区？如何抵抗美国基于国家利益联手他国发起的遏制？
中国百余年近代史历经坎坷磨难，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强大、生活富足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从战火中走出的中共以苏联模式建国，又以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市场经济推动改革开放。在前一阶段形成了一套完整国家体制；而后一阶段30年则证明这一体制仍然存在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并且表现出了不同一般的推动发展的能力。这也就决定了去苏联化不会是将原苏联有的因素完全抛弃，而只会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革调整。中国体制的变化是改革幅度的差别，而不会是推倒重来。
同样，去美国化也并不是意味着对美国元素的完全排斥。在中共决策者看来，中国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必须分为不同的阶段，必须确保秩序和稳定。所以，与其说是美国化，毋宁说是“现代化”。就像邓小平南方讲话时所称，“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因此，不论是去苏联化还是去美国化，都必须做好取舍，慎之又慎。能不能去美国化时避免苏联式管控手法再现，是执政者面临的考验。
既然要同时“去苏联化”和“去美国化”，那么，作为尚在转型国家的中国又要往何处去？近年来有儒学学者认为，执政党已经开始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资源，继承中华文明，这意味着执政党政治文化或将“再中国化”。习近平在过去一年中考察山东曲阜孔子学院，探访国学学者汤一介，在对外场合中着意强调中华文明的渊源、特殊和价值，似乎都印证了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视。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将会以儒家所期待的某种形式呈现。
任何一个国家到了今天中国的境况，都需要正本清源，中国发展突出中国本体、中国实际、中国实践乃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定位。邓小平以思想解放引领改革开放，当下的中国也需要一次思想解放。这一次的解放将是摆脱对苏联或美国的迷信和崇拜，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继续改革下去。形成了这样的思想共识，才有望形成改革合力，民族复兴也就不会是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