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维度对比习邓改革
习通过组织内结构改变推改革
【权力结构】
大公网：邓和习都是在上任之初，通过重组和调整权力结构的方式强化权威领导。邓通过恢复毛的中央书记处以及通过政治局，依靠个人权威“拍板”推行改革，而习则是成立多个改革小组，用小组治国强化中央权威。有人说，邓时期是权威主义的1.0版本，习现在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您认为习和邓在塑造各自的权力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各自的权力结构对于克服改革困难有何作用？
傅高义：习现在有新的安全组织（架构），还有经济的工作小组。
大公网：包括应对现在新形势，互联网方面的网安小组最高领导人。
傅高义：你提的很好，我同意。但是78年的情况和背景与现在不同，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被抓了，毛泽东也去世了，一些老干部平反恢复了工作，所以让他们做一个新的事情，需要一个很基本的改变，需要通过组织的改变。
而习近平现在应该是在组织内改变，因为基本的组织（结构）现在已经成型。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所以习近平在这个组织内、体制内工作。有人问我，习近平的改革开放会跟邓小平一样吗？我认为是不会的，不是人的事情，而是时代的情况，邓小平的时代，很多组织是很混乱的，可能搞新的组织。但是现在，新的组织基本成立了，虽然习近平可以在关于安全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上树立权威，但我还是觉得背景环境是不完全一致的。
大公网：您觉得邓小平和习近平各自时期的权力结构，对于克服改革障碍会是有效的吗？邓看来还是比较有效的，您觉得习的时代用的办法会是有效的吗？
傅高义：我看一些事情，特别是反腐败，习近平用了很硬的铁腕做法，我看起来是比较成功的，做得很不错。
习邓改革精神一致都很大胆
【改革意志】
大公网：我们通过梳理发现，习和邓在改革意志上有三个很相似的特点：一是果敢，二是在面对危局时的稳健和定力（邓提出“稳住阵脚”，习提出“保持定力”），三是二人都是务实派、很实干，您同意这样的归纳吗？
傅高义：我想你谈的是对的，他们的改革精神是一致的。邓小平七十四、五岁才当上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是五十九岁。他们经历过的经验不完全一致，但是我想基本的精神，像改革是一致的。邓小平搞改革是在很大胆地搞，习近平也是一样大胆的，因为习近平也看到，不改革很多问题存在，他所以很大胆地搞，所以我觉得很相同的一点。
习更重视后30年更重视邓小平
【评价党史】
大公网：邓在复出后，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说“功大于过”、“三七开”；习在上任后，也说出“既不否定前三十年，也不否定后三十年”。您觉得二人为何在甫上任做出这样的表态？有何意义？
傅高义：邓说过毛功大于过，三七开。我不完全了解为什么习近平说不否定前三十年、也不否定后三十年的背景。因为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都是基本否定了。有可能的原因是，有部分中国人觉得前三十年腐败问题不大，人与人之间比较平等，但当时所有人都很穷。我可以理解为一些中国人觉得前三十年比较公平。
虽然习近平说我不否定（前三十年），但是习上台后马上去深圳，去邓小平雕像前献花圈，我认为实际上是表达后三十年是更重要，要沿用邓小平改革的做法。所以我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在邓小平110周年的演讲，“我怀念你”、“小平你好”，表达了很多东西。虽然他不否定前三十年，但是他更重视邓小平。因为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家。
习邓都讲“大白话” 都有丰富的地方经验
【语言风格】
大公网：有趣的是，习近平与邓小平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平”字，两人的语言风格也都非常平实，善用“大白话”。例如：邓的“白猫”和“黑猫”、“姓社”和“姓资”、“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的“苍蝇老虎一起打”、“打铁还需自身硬”、“抓铁有痕、踏石有印”等。您认为邓和习的白话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傅高义：因为他们都是很有地方经验，很了解中国的老百姓。一个政治口号，第一次使用时，大家会有兴趣听，但是一再反复，就会使人生厌。对老百姓而言，直截了当地说话，意义更大，也更易接受。中国还有一部分很穷的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跟他们谈话，让他们支持，领导人就应该用他们能接受的说法，所以我想是很自然的。邓小平和习近平在这方面都做得不错，他们自己也有能力，他们都有地方的经验。
我认为地方的经验很重要，习近平在福建待了很多年，在福建接触了很多老百姓，在浙江和上海也是。
大公网：26年地方经验。
傅高义：对，所以知道怎样跟老百姓接触，怎样跟他们相处。邓小平在西南局，在太行、江西瑞金也都有经验，一直和老百姓接触打交道。还有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经历是下乡知青，当了很长时间的知青。老三届那一代是很特殊的，虽然是吃了很多苦，但是也对了解中国老百姓有好处。
邓的韬光养晦仍有用 望中日利用APEC缓和关系
【外交政策】
大公网：邓小平的外交政策基调是“韬光养晦”，而现在的外交政策是更加自信和更敢于表达，有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基调将调整成“有所作为”，这是不是表明中国外交政策可能面临巨大转变，你对此持何种观点？现在中日关系成为一个死结，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解开死结？
傅高义：我同意你的看法，现在的中国人比起八十年代要有自信，在经济和科技上都有了发展。但我还是认为，应该考虑中国的利害关系，跟其他国家都搞好关系。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很多中国人会觉得外国都是欺负我，怎么能再受欺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外交显示太过强硬的态度，我恐怕中国跟外国的关系不会好，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外资、贸易都会减少。所以，我认为，邓小平“韬光用晦、绝不当头”，是考虑了中国的利害关系，现在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也是合适、有用的。
每个国家领导人都要听民间的舆论，习近平要听中国的舆论，安倍也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想另外一个办法，不是软弱，是为了我们的前途要合作，用和平的办法，我个人认为应该这样做。邓小平八十年代是利用很多的日本的电视节目，《阿信》这一类的培养了友好的民间气氛。
我想习近平的确想把中日关系搞好，两个方面（两国）都想。但是为了成功，最好是老百姓支持，我认为中日双方都是一样的。
中日经济需要交流，他们的质量管理值得中国学习。我希望中日关系能利用今年的APEC的会议得到缓和，当然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