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宝安县比小岗村早半年
新闻晨报：你曾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触动点不在小岗村，而在宝安县，有什么依据？
陈秉安：这其实是一段再清楚不过的历史了：小岗村群众签字，画押要搞联产承包是在1978年的冬季，可是宝安县早在1978年的夏季，就在搞“引进外资”，办来料加工了，许多村庄根本不听上面说的“反资本主义歪风”，主动把当年逃到香港去的人请回来，办“三来一补”工厂，搞得热气腾腾。1978年的7月，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的带引下，参观了办得好的沙头角来料加工厂，习仲勋还与“三来一补”工厂的插花（塑料花）女工谈话。于是，沙头角的老百姓不但不逃港了，逃了的都回来了。正是看到这种情况，习仲勋才真正看清，要治理逃港问题，只有搞好“改革开放”，才敢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要求给广东省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这时，可以说即使是邓小平本人，只知中国必须“变”，但是改革开放怎么搞？首先从哪里搞？认识也是有限的。改革开放最初的萌芽，是从民间发起的。这些来自基层的智慧，丰富和升华了邓小平的认识，使他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搞一块地方办特区，作为“试验”，然后“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构想。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步步“逼”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在书中说：“没有百万人用鲜血演绎出的大逃港的推导，历史，也许还要停留在深圳河的芦苇丛中不知多少年！可以说，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新闻晨报：你认为目前思想界、史学界对群众逃港的认识怎样？
陈秉安：对群众逃港的历史功绩的评价还是远远不够的，对这样一段轨迹已经很清楚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正视，逃港问题还是个半禁区。官员们还在怕被说成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30多年前，习仲勋就敢闯这个“禁区”了，咱们怕什么呀？我最近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种感觉就很强烈，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史学界的思想认识，在很多方面比现在还解放，还敢碰“禁区”。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思想界、史学界不能够更解放，更大胆一些呢？
新闻晨报：你觉得认清这一起点，有何意义？
陈秉安：大逃港的历史被封存数十年，也埋没了一大批干部群众为治理大逃港做的实事和功绩。在30年中，干部群众想了各种方法，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最终，由习仲勋解决了这一难题。我觉得历史不应该遗忘他们，不应该埋没他们的功绩。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情回溯
谈“逃港”：不怪别人跑，是政策出问题
看着挂着“偷渡犯”牌子的百姓一个个走过，刘金锁、田源、吴怡茹三人依旧壮着胆商量着如何偷渡的计划。为着一个相同的逃港目标，三个分别来自安徽、北京和上海的本不相识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最终，三人决定放弃游海，而用九死一生的“扑网”方式从宝安逃向香港。
他们三个，一个从农村跑出来，是因为饥饿；一个从大山里跑出来，是因为遭人侮辱；还有一个是因为有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没了政治前途。他们选择即使九死一生，也要逃到香港去。所谓“扑网”的“网”，指的就是广东宝安县梧桐山边境的一整排铁丝网。偷渡者需要经过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最终才能到达香港。
这一夜，被惊动的军警拿着探照灯，带着猎犬，将寂静的夜空划出一道裂痕。镜头下，逃港的人群只顾自己疯狂奔跑，人群甚至互相推搡、摔倒、翻滚……广播喇叭里放出声音：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紧急通告，偷渡外逃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也就在这一夜，“扑网”这个词汇，传到了叶剑英的耳朵里。电话里传来的是许世友的大嗓门：“叶帅吗？我是许世友，我这边又出事了，这一两个月来逃港的人很多，几百个年轻人集体冲铁丝网，另外深圳湾那边淹死偷渡的人也很多……中央要拿个主意啊！”电话那一头，叶剑英沉默着挂了电话。
数月后，邓小平复出，针对深圳逃港问题召开了反思会议。邓小平说，不能怪别人跑，问题恐怕出在政策上。“老百姓会对比，一河之隔，差距太大。这是党的政策出问题了，是我们的革命有问题。”
晨报记者 邵丽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