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印象：平易近人，沉稳担当
新闻晨报：你能谈谈当年为写大逃港采访习仲勋的经历吗？
陈秉安：习仲勋是我书中不得不写到的一位重要人物。当时的契机是习仲勋出席了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我就以记者的身份直接到他入住的宾馆找他，于是有了当年他主持广东工作时治理逃港的第一手资料。那一天，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给我通了情报，说习仲勋住在深圳迎宾馆，我就在中午时分赶赴宾馆内的中餐厅旁等他。没过多久，他和一行人走了出来，我快步迎上去自我介绍，接着我俩就站着谈了约20分钟，对我提出的资料和历史一一确认。
新闻晨报：习仲勋给你印象如何？
陈秉安：印象中他那天穿着中山装类的衣服，听说我是方苞介绍的，很乐意回答问题，十分亲切随和。他讲话语速不快，一开口就给人非常沉稳的感觉，回答中也不带政治套话，语言非常朴实，就事论事，问到一些逃港的敏感问题时，他也没有隐晦。我想，这也就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老一辈共产党员的普遍情怀。
新闻晨报：你在采访中，老百姓有无提到习仲勋，他们又是如何评价的？
陈秉安：当然有。当地老百姓常念叨的就两个人：习仲勋和陶铸。在30年改革开放中，习仲勋始终站在改革潮头，留守深圳12年，为广东要权，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提到习仲勋时，老百姓总是心存感激地说：“多亏习书记放我们一马。”他们的意思是，当年习仲勋向中央要政策，默许百姓搞活经济，比如三日大放河口，让百姓带着自己的鸡鸭去香港买卖，也允许互通办厂，做生意，让老百姓获得收入脱离贫困。
解决逃港之道就是冒险搞活经济
新闻晨报：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时，逃港潮依旧汹涌。习仲勋又是如何治理的呢？
陈秉安：习仲勋跟我说，他的认识也是逐步改过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刚到广东时，带着的也是旧的思想，认为群众逃港是“迷恋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往共产党脸上抹黑”。还是想沿用思想教育的办法来治理逃港问题。但是他说后来“实践教育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群众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他到深圳（那时叫宝安县）来，当地一个大队支书顶撞了他，他不反感，还从中摸到了治理逃港的新思路，这很了不起。这以后，他的解决逃港问题的办法就改了，改成了“导”，就是搞活经济，提高河这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他支持宝安县在边境划出一块地方来，让老百姓自由到香港去做生意，允许香港人过河来投资，办来料加工工厂，也就是背着中央，偷偷摸摸在深圳河边搞“改革开放”。那时候，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习仲勋支持搞这些，是很可能被作为“复辟”的罪状，再次让他“进笼子”的。所以说，习仲勋对改革开放的功绩是很大的，他是冒了风险的。
新闻晨报：为什么习仲勋要说是“群众和实践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人”？
陈秉安：群众大逃港的这个历史事件本身，就是在给共产党人上课嘛。不搞改革开放，群众就要用脚投票，要跑了。这一点，如果说对身在内陆的共产党人，感受还不是很强烈的话，对于一直在广东边境前沿与民众接触的一大批人，站在河边一看，可谓一目了然。群众的声音是要走老路，还是要求“改变”？他们听得明明白白。是群众和实践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有可能早一步觉悟，早一步清醒，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批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