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我不能”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今年初《焦点访谈》做的“东莞系列”，影响很大，质疑也很大。
敬一丹：东莞这期，是一边制作编辑，一边在录演播室部分的。我还没看到编成的节目，就已经在录演播室了。后面的大屏幕，镜头是一排女孩站在那儿等待挑选，我说不能用，他说我们只能在那几个镜头里选了，我说你可以用街景，招牌不是也能说明问题吗？
演播室工作环节，我和其他工种不是上下级关系，但是那天，我坚持所有有女孩的镜头都要打马赛克，看不出面目的时候，才录。有女孩的近景也不行。我最直觉的想法就是，她们家人看到会怎样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事情根源，不能最后落在这些女孩身上，你可以特别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但是我不能。
让我特别难受的是，节目播出后，我看见有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没人给我一个回答；我说为什么那些经营者有的反倒给打了马赛克呢，你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还是保护他们正在调查事件的权利？但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我觉得这个不用什么大词，最朴素的想法，她如果是你的邻居呢？她们还那么年轻，这是人之常情，还不要说新闻伦理。这件事让我特别难过。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每年底有一个电视批评的发布，叫“掌声与嘘声”，其中的嘘声就给了屏幕上那个该打马赛克而不打马赛克的现象。这种情况屡屡出现，这个很容易被理解的新闻伦理，为什么会屡屡突破底线呢？
我且不议论这个报道怎样组织的，报道频次，都有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仅仅是离我最近的这个细节：片子里边为什么不打马赛克？
后来我看到其他媒体同行对东莞事件的后期调查，我觉得有些就是负责任的，不是那种热闹的。
南方周末：有人批评《感动中国》没用，你当时表示不理解，现在认同了吗？
敬一丹：有它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没有它会有缺失。什么叫有用，这个用是直接推动吗，能立竿见影解决吗？我还是很看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存在。《感动中国》，我最肯定价值，就是它是给我们信心，在一个我们经常感觉混乱的时候，这些很单纯的人给我们一种信心。如果没有这种信心，我觉得很危险。
我一直弄不清，网上吐槽的人，是认真的，还是有点故意的？当我和他面对面的时候，在真实生活中，他也这样吗？
你凭什么说“必须”，你为什么要说“应该”
谈小崔
小崔有病，大家特别心疼；小崔睡不着觉，所会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开，让他上午睡觉，没人抱怨，大家都心疼他。
幽默只不过是观众看到的小崔的一部分而已。大家觉得我看起来很严肃，但是就认真程度来说，小崔比我更较真，他会奋不顾身地论战，他也才会抑郁。
谈白岩松
白岩松没人心疼。
白岩松一天干多少事，他几乎是我们频道最忙的一个主持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也能做。
有次白岩松骨折了，拄着拐来直播。直播完了，夜里头，一个孤独的身影拄着一个拐，走出我们的楼，自己上车了。我说你没找个人开车？他说，自己开，没事儿。
白岩松承受力极强，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我经常会为小白捏把汗，看他在节目里头表达，我就紧张，每次他又总能把话绕回来，在一定的空间里，他对边界还是有把握的。
谈方宏进
如何面对镜头，如何面对话筒，我们要去专门训练，很少有人在镜头前保持常态。老方天生就不在乎镜头。
小水有点明星相，小崔特有人缘，小白是超出常人的锐利，老方和他们都不一样。老方是平实、平常，跟人家没有距离的家常感。
老方永远戴一条领带，一是他懒，二是他说：你不要注意我穿什么，要注意我说什么。我挺欣赏他这句话的。
南方周末：你曾跟温家宝反映，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占了47%，2002年降为17%，现在还占多少？
敬一丹：我还没看今年的统计。说一点感觉，我值班主持的这一周，假如没有一条舆论监督的节目，我会问自己，我还是在《焦点访谈》吗？
南方周末：舆论监督力量曾经突破了多少禁区？
敬一丹：当时大盖帽是权力的象征，是警察叔叔，还可能是工商，它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是很醒目的，真的看着一点点在突破禁区。当然老百姓也批评我们，你们就是刑不上司局，只能打打苍蝇，不能打老虎。我就说，苍蝇不也得要打吗？我们一时上不了司局，县级以下，也是应该打的。我们当然需要打老虎，但是打老虎需要条件，同时我们还得问，自己是武松吗？
南方周末：《焦点访谈》是什么时候变的？
敬一丹：它是渐变的，不是到哪年就变了。我把它分成早期和现在，早期的，1997、1998年的《焦点访谈》，是有锋芒的，现在就变成了“你懂的”。
《焦点访谈》的兴衰和媒体环境相关。最初《焦点访谈》一花独放，那个时候“舆论监督”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生词，他们是在自家电视上看，用这么通俗的方式了解到，我还可以这样说话，我还可以这样实现我的权利。那个时候的公民权利、宪法，存在，但离自己挺远，《焦点访谈》让他觉得离得近了。
当时很多地方台都出现了类似《焦点访谈》的栏目，形成了一种电视现象。我常和地方台的朋友说，不是因为我们多能干，而是因为它在国家电视台，有尚方宝剑，也就是顶层支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舆论监督是需要顶层支持的。朱镕基总理就是善用舆论监督的典范，如果没有当时他自觉主动地运用媒体，就不会有《焦点访谈》那样的锋芒。
南方周末：你曾说是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意识和接受程度出了问题？
敬一丹：有舆论监督就有反舆论监督。说情在很多地方成了组织行为，最初的说情是老乡、同学，后来变成了组织行为，有些地方的主管部门来说情。有人说《焦点访谈》门口排了两排队，第二条队伍是隐性的，是我们看不见的，这也是中国特色。
还有就是媒体环境，现在的年轻人，远离传统媒体，包括《焦点访谈》。
2010年左右，我去中国政法大学讲座，台下很多本科生，我问了他们三个问题：
我说同学们没看过《焦点访谈》的举手。都没举手，心中暗喜。
第二个问题，谁现在还看《焦点访谈》？也没人举手。我的目光和几个人相遇的时候，有几个人举手了。我猜他肯定会说，我妈特喜欢看，我爷爷、我姥爷特喜欢，给我一个小面子。
第三个问题，谁在用微博？全礼堂的同学都举起了手。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我明天怎么办电视栏目，我明天还有观众吗？活生生的选择就在我眼前。后来我把这三个问题问了不同学校的学生，包括北大，云南、江西甚至西藏大学的学生，答案几乎一样。
但我至今不太理解的是，他们都不看《焦点访谈》了，为什么还愿意来听我讲座，愿意和我面对面交流呢？
南方周末：有答案吗？
敬一丹：说明人们对传统媒体还有期待。
这些年轻人扑向了新媒体，渐远了我们，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有热情来听一个传统媒体人，一个辈分是他们阿姨、妈妈的人，来做这个交流？
他们毕竟是看着电视长大的，还有，大家没有完全失望，还有期望。
南方周末：怎么能恢复期望？
敬一丹：比如说电视人的姿态。我们经常能听到祈使句，不光是电视，很多媒体也经常会说“要”、“必须”、“应该”……你凭什么说“必须”，你为什么要说“应该”？我把这样的话当成忌语。我开不了口。有几次，所有工种停下来，我在那儿改，这不是换掉一个词的事，这是一种态度。
柴静曾把我作为案例来分析，她说敬大姐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可是她却拒绝那个时代的语言。但有些比我年轻很多的人，为什么一到说“要力度”的时候，一说这是上面的命题作文时，就会大量出现“要”、“必须”、“应该”。
一部分原因是偷懒，说套话最省事；还有更让我不安的可能，就是他们觉得，这样做领导喜欢。
祈使句，过去我不能容忍，现在在多元选择的环境里，更加不能容忍。原来人家也没有别的选择，容忍你了，今天如果电视还保持原来那种姿态，你还有明天吗？
南方周末：微博、自媒体会取代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吗？
敬一丹：不是取代，可能是一部分转移。就权威、专业、准确、全面、公信力来说，主流媒体还有很多事可做。
这两年，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同时开办了一种节目，针对网上流言和谣言，三天两头做真相调查。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挺好，网上声音那么嘈杂，我们专业记者去调查，给大家一个真相。做多了后我想，现在的《焦点访谈》难道是要在这儿当一个谣言粉碎机吗？我们的这种参与，也形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你说能取代吗？我觉得会有一段共处。很多事网上传了几天，我们再来报道，可能可以直接推动事情的解决——网上发酵的过程中，形成了舆论力量，接下来主流媒体关注，可能形成改变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