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孤儿”事件“流亡藏人”悲惨命运的缩影
去年初，瑞士导演乌里·梅尔拍摄的《提比和他的母亲们》纪录片上映，讲述了一个藏族流亡儿童提比的命运：1961年生活在达兰萨拉的难民营中的7岁提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为孤儿被送到瑞士收养，当他人到中年再见到母亲时，已经不会说藏文，母子相见却不相识。让世人清楚地看到“流亡藏人”悲惨命运的缩影。
后来梅尔在接受瑞士《新苏黎世报》采访中进一步揭示了当年藏族“孤儿”的原委：“自1960年起，瑞士颇有影响力的实业家艾希曼与达赖喇嘛达成协议，将200名藏族‘孤儿’交给欧洲收养家庭抚养，或是送到当地的儿童村。但是这200名儿童中只有19个是父母双亡，绝大多数孩子至少有父亲或母亲，有一些甚至双亲都健在。达赖喇嘛之所以要送出这些孩子，原因在于他想让这些孩子接受西方标准教育之后成为社会精英让西藏脱离中世纪进入现代。而据统计，仅在抵达瑞士后几年就有大约90％的‘艾希曼儿童’放弃了藏语，他们在瑞士常常被戏弄，甚至有自杀行为。‘艾希曼孩子’与达赖喇嘛的初衷背道而驰。”
《新苏黎世报》在刊发这篇专访时，将标题写为：达赖喇嘛的道歉十分重要。然而道歉与否又能对“流亡藏人”的生存、生活状况的改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漂泊不定的生活、受到歧视与漠视的精神失落几乎超过了“流亡藏人”作为佛教徒能够忍受的限度，很多人表示希望能有朝一日返回故乡，结束客居异乡的生活。
回到祖国回到故乡
“80后”旺姆是甘肃甘南碌曲藏族中学的一位信息技术教师，她有一个即将三岁的儿子，跟耄耋之年的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四世同堂，其乐融融。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她的外公外婆是1986年从印度归国的藏胞。
旺姆的外公生于1929年，是甘南碌曲人。1958年前往拉萨谋生后被裹挟出走印度。1986年，旺姆的外公收到侄儿的来信，说他的弟弟去世了，他的母亲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而家乡的生活条件已经变得很好，希望他能回来。面对亲情的召唤，旺姆的外公再也抵不住对家乡的思念，前往中国驻印大使馆申请回国。
出乎他意料的是，申请回国并没有像他之前担心的那样受到大使馆的刁难或拒绝，几天就审批下来了。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回到家乡后，县政府给报销了回国的路费，还帮他们在县城修建了四居室的新藏房。同时，他作为归国藏胞的代表当选县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宗教信仰也是自由的，回到家乡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老人说。
2003年，地方政府为年迈的老人双双上了低保，每月除了政协委员的补贴还有最低生活保障金。地方统战部藏胞办的工作人员每逢年节都会带着慰问金、米、面、油前来探望两位老人。
旺姆说，他的外公外婆如今依旧保持着佛教徒的生活习惯，转经、朝佛，跟当地其他的藏族老人一样，并没有受到歧视或区别对待。两位老人念念不忘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照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等欢迎境外藏胞归国的方针。1979年在中央政府政策感召下，以及在西藏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吸引下，许多国外藏胞开始纷纷返回西藏、和四省藏区，回家乡探亲访友、朝佛、参观、办事。西藏自治区和拉萨市人民政府还联合下发了《关于回国定居藏胞安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对回国定居藏胞的审批手续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做了明确规定，包括解决住房、经济补助、安排就业、发挥个人特长、关心生活、权利等方面。
近期回来探亲的“80后”美籍藏胞扎西（化名）在跟记者用英语交谈时就表达了希望回到故乡甘南的愿望，因为在他的眼里，故乡的人们生活是幸福的，他们既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习惯和朝佛礼佛的习俗，也享受到了现代化发展的便利，发达的公路、电视电话、网络等等。 他说，“政府能够让我回到家乡，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意义重大，让我们结束了亲情相思的煎熬。我回来探亲时，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总会经常问我有没有困难、需不需要帮助，他们真的很好！”
与这些归国定居和探亲的藏胞相比，滞留在“流亡政府”管辖之下，以聚居在达兰萨拉为主的“流亡藏人”们，对于乡愁的忍耐又能如何排解？对于未来继续漂泊的生活又将如何应对？对于被分裂势力和别有用心之徒的“洗脑”和利用又将如何抵御？个中滋味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