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龙、王安顺在周本顺、张庆伟等陪同下，到首钢京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在省域交流的历史上，这或许是创纪录的一幕。
在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郭金龙率领一组堪称豪华的交流团赴河北学习考察，团员包括市长王安顺在内的7名市领导，16区县的书记或区长，以及全市27家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全团总人数超过80人。与此相对应，河北方面以周本顺为首的要员也悉数组团相迎。
郭金龙此行目的很明确--与河北省领导共商落实中央指示精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计。
作为全权掌管京畿要地的“一把手”，头顶“局委”政治光环的郭金龙，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政经场域中，有理由在自家地盘等待前来取经的邻友，以主场的身份占尽互通优势。然而，此次他身先士卒，一破传统观念中“自下而上”的交往原则，俯下身子率众与近邻的兄弟一道钻研未来改革发展路上的“破解术”。
不可否认，这种积极有为的行动背后，郭金龙自身也负载着很多发展困境，譬如北京的人口、交通、产业转移等压力，这是此次考察学习的动力其一。但在更宏观和纵深的角度审视，这不失为一种顾全大局的政治智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诸如长江经济带、一路一带、长三角、珠三角等各种区域经济概念如火如荼，然而，京津冀一体化、环渤海经济圈等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因各种现实和历史原因的掣肘而进展略显缓慢。于此，京津冀三方需要一个破解困局实现突破的急先锋，这是大势所需，郭金龙因应这种需要，顺势而为。在此意义上，郭金龙承担了一个“超级引擎”的角色，领跑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冀交流期间，郭金龙深藏“龙头角色”，责任意识一再凸显，高举习总和中央的大旗，反复阐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和北京身在其中的担当精神。郭金龙称习总的指示要坚决贯彻落实，破解首都发展面临的难题别无他途，必须从京津冀的战略空间来考量，有利于河北破解难题的事要主动做。
郭金龙这种责任意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当下中国的最高统领者，习总早在今年2月26日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是次会议上，习总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定调为一个国家重大战略，要求三地坚持优势互补，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也是在当天会议上，习总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七点要求，主旨是加强顶层设计，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力。
在内地的传统政治观念中，作为党的总书记，一般是负责总路线和重大决策的拍板权，在微观的经济领域少有涉猎，但习总颠覆常态，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提再提，除了上面提到的专项座谈会，在一年时间内，亲赴京津冀三地考察，在每次考察中都会提到三地协同发展的理念，督促地方官员。2013年5月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考察北京时提出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鉴于最高领导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决心，郭金龙这个“超级引擎”的角色更富有一种政治正确性，每向前推动一步，便是对中央意旨贯彻的更进一步。这种角色也印证了郭金龙在当选北京市委书记时所立下的誓言，当时，他称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贯彻中央决策，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在首都畅通无阻。
在京津冀的另外两翼中，周本顺的角色略显尴尬，其一是因为河北的地缘劣势，长期以来，河北的角色一直被定义为是首度的“保姆”，即便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北京的利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河北的积弱积贫；其二是周本顺的个人角色，相较于孙春兰和郭金龙的政治局委员身份，周本顺少了很多决策机会和资源渠道。因此，可以用一路艰辛来描述周本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之路，在此次与郭金龙的会面中，周本顺坦诚，河北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困难多、压力大。而在更早前给中央汇报相关事宜时更显辛酸，称河北对首都功能疏解不讲价钱，不挑肥拣瘦。
在天津一翼，孙春兰与郭金龙同具个人角色和直辖市的双重利好，再加上天津的区位优势和较早的产业升级，在三地协同发展的格局中处于心态平稳的中间方，缺少郭金龙的“破局”意识，也少有周本顺的辛酸。
7月1日，也就是郭金龙返回北京的第二日，一则对三地协同发展的重大利好消息见诸报端，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试点启动，跨关货物最快不到1分钟完成全部手续，这种政策的改革对外贸业务的增长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年5月13日，郭金龙与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就推动京津冀通关一体化改革进行座谈，时隔未及两月，“超级引擎”的后续效应便浮出水面。
“老臣”郭金龙在当下的中国政治生态中属于一个标杆性人物，他是唯一一位出生于四十年代的地方大员，其历经多个省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执政经验，尤其是早年的西藏和后来的奥运经验，为其赋予了他者无法比拟的政治资本和执政优势。
遇事冷静、把握大局、决策果断、思想开明、儒将、体育健将……这一系列关键词是媒体赋予他的性格语言，这些词汇或许在一定意义上能解释为什么是他镇守京畿，为什么他能充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超级引擎”。（文/马俊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