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记者梳理发现地方并未严格执行。如去年7月份，辽宁省在其撤销的60家省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中，包括“省防治非典指挥部”。对于这种距离“非典”10年后，“指挥部”才撤销的情况，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任建明对记者表示，这是由于各级政府还是靠批示来管理，而领导批示了机构之后，就把这事忘了，管理变得很不严肃。
周望在研究中还发现，议事协调机构的撤销通常是集中式清理、撤并，一般数量为数个或数十个不等。他认为，目前这些“机构撤销通知”中的内容过于简单，对于议事协调机构消失后遗留下来的人财物如何具体处置没有涉及。
【建议】 “机构设置应事先信息公开”
在国家层面，要求精简及规范议事协调机构已经有10年之久。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第一次做出了“规范各类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列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周望对记者表示，对于中央的要求和规定，地方政府存在跟不上的情况。
他说，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需要精兵简政，“避免有事就设立机构的惯性思维”。此外，应该编制部门需严格监督，设立机构必须走程序。他呼吁，尽快制定机构编制管理法或条例。
对于部分地方议事协调机构出现的监管问题，任建明认为，机构设置应该制度化，而首先应实现信息公开。“有哪些是法定的机构，哪些是议事协调机构。在机构的变更上不应该是一纸决定，要公开接受监督。”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邵德兴认为，应首先加快临时机构立法进程，规范临时机构管理。此外，还应完善临时机构监管体系，提高临时机构管理透明度。
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方面，曾撰写《对地方非常设机构的分析与思考》的学者王立世认为，对于临时机构的清理一定要彻底，不留“死角”，同时在清理整顿后加强管理，收紧“入口”，防止再次膨胀。
周望认为，议事协调机构的未来定位应该是逐步从一个“机构”过渡为一种“机制”，实现其在运行模式上的全面转型。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实习生 王修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