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认为，面对登峰造极的贪腐行为，康熙皇帝已不大相信有纯粹的清官存在了。一次，康熙与大臣们谈到当时几个著名的廉吏，把每个人都质疑了一番：曾任湖南巡抚的赵申乔，因为把全省官员参了个遍，被康熙怀疑“怎么别人都贪，就你干净”；另一位清官张伯行喜欢刻书，而当时刻一部书要花费千金，康熙怀疑这些钱来源不正……
既然认为天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清官，康熙的治吏力度逐渐缩小，最后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的程度，对封疆大吏更是能忍就忍。曾任江宁织造的曹雪芹祖父曹寅，向康熙反映地方官吏的贪腐行为，建议进行改革，康熙却表示：“银钱无多，何苦积害。”
宽纵之下，再完备的法典也形同虚设。王跃文曾总结：依清初朝廷规定，官员不得同商户往来，凡向富户借银一千两者论斩。但事实上，这规定从来都没有做到过。清代京官外放，必须送银子给在京的老同僚们，方便日后有事得到关照，这份礼叫“别敬”；冬天来了，还得给京官送银子，叫“炭敬”；夏天来了，也得给京官送银子，叫“冰敬”。“三敬”之外还有寿礼、灯节、妆敬等诸多名目。清代京官比较穷，外任时拿不出银子送“别敬”，就得向钱庄或富户借贷。借钱出去做官，等做了官，哪有不连本带息捞回来的道理？
积重难返之下，晚年的康熙认定，官员的贪污意识不可能彻底清除，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治。二月河认为，这其中有一定的正确性：“贪婪是人的本性，贪腐是社会病，控制一下才能好一点。从这个层面来说，没有根治腐败的手段。所以得不停地治吏。”
雍正的养廉银
在康熙、雍正、乾隆中间，雍正是抓吏治最严、也最有成效的一个。“雍正出台的四大制度，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密折监督，都遏制了官场的腐败风气。大小官吏的利益因此受损严重，他们的怨气很大。为了有所弥补，雍正又出台了官员的养廉银制度，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高薪养廉。”不过，二月河并不认同这一制度。他认为，和前几项改革相反，养廉银对反腐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
“我和王岐山同志也谈到这个问题：高薪不能养廉。宋代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历史上，宋代的官员工资最高，官员收入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高薪养出了什么呢？养出了文恬武嬉！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工资高了嘛，谁都不愿意为国家吃点苦、干点事，更别说为国家捐躯了。最后把政治军事搞得一团糟。
“我看到过一个资料，包拯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是650万元。650万元只养出一个清廉的包公，更多的是养出高俅、秦桧之徒，养出一帮逼着人们上梁山的贪官污吏。
“现在，普通公务员工作稳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足以养家糊口。所以，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几千人竞争一个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再追求高薪养廉，公务员队伍会变成什么情况？他们本来就有很多隐性收入、软收入、灰色收入，如果国家还用高薪去迎合那些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人，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追逐将更疯狂，会花更大代价去走后门、贿赂官员。何况工资再高，也无法与贪污受贿的数额相提并论。对于贪欲无穷的人来说，给多高的薪水都是不够的。”
乾隆的权术
到了乾隆那儿，反腐逐渐成为帝王权术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控制臣子，乾隆有时甚至故意让官员腐败——没有污点的人不能用，当脑后的小辫子被皇帝抓在手里，臣下只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的所谓治贪，常常只是出于威慑的目的，并不动真格。在《乾隆皇帝》的后半部分，二月河花费大量笔墨，写和珅发迹、发狂的过程。乾隆的庇护、和珅的贪婪无度，通过他的笔触跃然纸上。
乾隆后期治贪的原则是“常流水，不断线”。平均一两年办一个相当于省部级的督抚，再办一批“县处级”官吏，而且，追究时不能查得太严，有松有紧，紧的时候要从重、从快、从严，松的时候要从轻、从慢、从宽，“只拉弓，不放箭”。
乾隆这种把反腐当做权术的态度，严重影响了肃贪的效果。历史作家张宏杰曾总结过，乾隆中后期的吏治腐败呈现出3大特点：一是涉案数额变大，案件增多。官员贪污数额从数万到数十万两白银不等。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仅一个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款24万两白银。
二是腐败官员向高层发展，且数量越来越多。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各级无一幸免。乾隆在位的后20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20多人。乾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
三是“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官员们对腐败不仅习以为常，而且不以为耻。权力寻租明码标价，所有人心照不宣。在这种环境下，清官反而没有立足之地，不行贿受贿、不懂潜规则，在官场根本无法生存。不贪污纳贿，就无法建立和操纵关系网，更谈不上建功立业。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成了做官的最高境界。偶有败露，常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到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5起贪污大案，涉案人员众多，“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到了乾隆晚年，一方面，他几下江南，穷奢极欲，等于带头腐败。另一方面，人口激增、经济总量膨胀、贸易顺差等盛世表象，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一切已积重难返。
正因如此，二月河把自己的3部作品命名为“落霞三部曲”。在他看来，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开创的康乾盛世，支撑起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时期。尽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达到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顶峰，但腐败暴露出这个王朝真正的走向。“当我们看着太阳落山时，满天的彩霞绚丽、迷人，但它们不能持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