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难治的顽疾
五花八门的手段
回顾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腐败是封建时代一个无法根治的毒瘤。而最普遍、最熟练运用这种敛财、枉法工具的，还是掌握着大小权力的官吏们。
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贪官，无一例外都是权臣。东汉外戚梁冀，专断朝政近20年，被迫自杀后，其家产没收、变卖所得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的一半。南宋宁宗时的右丞相陈自强以卖官鬻（音同裕）爵闻名，但凡有人来求官，他都派人先谈好价钱。地方官呈送到京城的公文封函上，如果没有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他根本不打开。
到了明清时期，官员腐败已成常态。据历史作家张宏杰统计，朱元璋刚坐稳天下，腐败就开始蔓延：刑部尚书（相当于部长）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代替罪犯坐牢；宝钞提举司（相当于印钞厂负责人）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700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143万锭；兵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22万锭……那些远离朱元璋视线的地方官员，胡作非为的程度更加惊人：苏州知府陈宁为了完成征收农业税的任务，把抗税户抓起来，用烧红的烙铁烙，得了个外号叫“陈烙铁”；浙江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农民交不起税，他们就上房揭瓦，赶牲口……
贪腐的手段五花八门，贪腐的官员也像麦子，割了一茬又一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清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会被大小官吏奉为做官的原则，会出现和珅那样“集古今之大成”的巨贪了。
朱元璋的酷刑
为了保证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放松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管——商代会对腐败官员处以墨刑；春秋战国时期，有了专门负责监管腐败的官吏；秦代刑罚更严，受贿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刺字；汉代有了官员回避制度，汉武帝还对知情不报的官吏实行连坐；至唐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出巡，刺史赵元楷因大肆铺张接驾，被太宗怒斥是学隋炀帝的亡国习气，活活被吓死了；宋代文人地位较高，依祖训不得诛杀，但官吏贪赃仍被定为不赦之罪……
最严酷的刑罚出现在朱元璋时期。二月河说：“朱元璋是赤贫出身，要饭起家，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对官吏腐败的仇恨程度已经到了‘变态地步’。他在全国各地培养专门的剥皮手、设立剥皮井，规定官员贪污到60两，就要被剥皮，然后倒吊起来，在剥皮井里面风干，以警示世人。”
朱元璋的反腐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几桩大案，死者数万人。再往后，甚至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有些衙门的官吏快被杀光了，朱元璋不得不让一些有罪官吏先戴着刑具回衙门办公。当时的一些刑罚，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挑筋、挑膝盖、断手、抽肠、枭首、凌迟……可各种酷刑用尽，贪腐案的卷宗照样堆积如山。朱元璋临终前只能感叹：“早上杀掉一批，晚上又来一批，如之奈何。”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官贪政腐的顽疾不可能得到根治，这是封建专制统治难以克服的弊端。当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的机会遍地都是。
百年治贪的得失
因为《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这3部作品，二月河被称为“帝王作家”。他写这3个帝王，至少有一半的篇幅在写吏治、写治贪、写反腐。几百万字写下来，二月河发现，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整肃贪污的出发点有公有私，态度有宽有严，结果也就有得有失。
康熙的困惑
在清代，要做个清官是极难的。康熙早期曾经狠抓吏治，“察吏以安民”“大臣法则小臣廉”等观念在吏治实践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康熙大帝》第二卷中，二月河用专门的章节描述了“治贪官圣君矫如龙”的精彩情节：隆冬时节，微服私访的康熙来到永定河大堤上，遇到一名官员不顾众人反对，逼迫民夫们踏着冰冷的江水挖河堤。在场众人中，唯有固安县令杨么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一旁观察许久的康熙忍不住拍手叫好，却引来这名官员及随从预备暴力相向。情急之下，康熙命身边陪同人员将这名恶徒当场打死，并公开身份，对杨么大加赞赏。一番作为，让河滩上欢声雷动，众人齐声高叫：“万岁圣明！”
然而，嫉恶如仇的康熙始终没有对贪官采用重刑，且越到后期越讲究宽仁：“治国宜宽，宽则得众，倘若吹毛求疵，则无人可用，天下岂有完人？”在这种思想下，贪腐现象在康熙晚年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