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情报、预警，需投入更多人力物力
齐鲁晚报：最近不少人谈论“火柴实名制”和“地铁安检”的问题，认为反恐如果反到影响普通人生活的程度，是不是得不偿失了？
李伟：任何一个反恐机制，都是一个探索的阶段，包括购买火柴实名制等措施，是在恐怖威胁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探索过程。
此前说过，暴恐分子会用很多意想不到的方法方式从事恐怖活动，这给防控增加了难度，而有些看似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措施出台，是根据已发生或破获的暴恐案件而作出的。像火柴、液化气罐等物品购买实名制等举措引起的不满情绪，也是刚刚步入全面反恐状态的一种表现。
昆明“3·01”事件发生后，北京地铁出现了四次恐慌事件，有一起事件竟然到目前都查不出是什么情况引起的恐慌，所有监控器调查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突然就慌起来，每次恐慌几乎都要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现在既然没有既能保证生命安全又不影响工作生活的一整套措施和机制，为了更大程度地确保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应该对国家有充分的理解，并配合相关措施实施。
当然，确实有不少政策措施也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或以更科学的方式实施。如果没有民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反恐工作可能会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齐鲁晚报：北京有了85万反恐志愿者队伍，这样能不能真正起到反恐作用？
李伟：只有民众成为持久的、重要的依靠力量和基础力量的时候，我国的反恐工作才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中央也提出，要打一场反恐的人民战争，这就需要民众能够积极参与到整个反恐斗争中来，为专门的反恐力量提供一些暴恐分子准备策划、实施恐怖活动的蛛丝马迹，这对整体的反恐斗争非常重要。
齐鲁晚报：对于为期一年的专项“反恐严打”，您有哪些预期和希望？
李伟：对于国家和基层管理者来说，仍然要继续绷紧反恐这根弦，特别是在我国反恐情报、预警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国家要加强反恐合作，特别是要严查组织、策划、指挥境内恐怖势力的境外东突势力，在国际合作的前提下，压缩境外东突势力活动空间，给予他们更严厉的打击。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对暴恐分子的仇恨扩大化，不能把恐怖主义问题和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民族、特定的宗教挂起钩来。现在有很多从新疆地区去内地的人，遇到打不上车、住不上店，被人赶得到处跑的情况，在新疆地区也出现一些区域不愿意接纳南疆人并设卡不让南疆人到北疆去。这都不是正确的反恐做法，这样做正是恐怖主义分子愿意看到的。
在很多问题上，千万不要以形式主义代替实质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让别人蒙面纱或者说强迫别人剃掉胡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包括基层管理者，在实施反恐防范措施时，不能出现简单粗暴的做法。(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