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聂案再审程序 搞清到底谁是真凶
日前，河南商报记者联系到王书金的辩护人朱爱民律师，其称已接到河北省高级法院的通知，称王书金案已报至最高法复核。朱爱民也根据法律程序向最高法递交了王书金一案的辩护词。
此外，今年3月24日，聂母张焕枝的代理人刘博今和另外两名律师再次来到河北省高级法院要求对聂树斌案阅卷。意外的是，河北省高级法院几年来首次答应“可以考虑”让律师阅卷。
“还有3个月，二审宣判就满一年了。”朱爱民律师说，最高法应该已接到王书金案的案卷，王书金案件应处在关键时刻。
“希望最高法能从王书金的供述中，找到‘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卷宗记录的高度吻合的地方，从而认定王书金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元凶，将王书金案发回重审。”朱爱民说，但王书金案件丝毫不影响聂树斌案件启动再审程序。
“话虽这样说，但如果最高法最终复核结果是维持河北省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那么就认定王书金不是当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元凶，王书金剩下的日子就不多了。王书金一旦被处决，聂树斌案的再审申请就没有那么有力了……”北京一位关注聂案多年的资深法学专家说。
记者手记
我向聂母道歉：抱歉惊扰了您的晚年
我是最早报道河北聂树斌案的记者。如今快10年了，“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仍无最终定论。
看着年逾古稀，仍四处为儿子喊冤的聂母张焕枝，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歉疚感。去年王书金案二审宣判后，我发自内心地向聂母道歉。
若不是我和全国的同行们，老人可能早已淡忘儿子的事。
但聂母不接受我的道歉：“怎么能怪你？应该谢谢你们。原来我在村里抬不起头，现在他们都同情我、支持我，知道我儿子是冤枉的。”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采访聂母时的情形。那是2005年的2月底，61岁的聂母，身体硬朗，但表情忧郁。“大妈，我们是从郑州来的记者，想问问你孩子当年的事情……”我故意压低声音，不想让聂母受到刺激和惊扰。没料到，聂母仍突然像被针扎一样，猛然抬头盯着我。
那一刻，我心里突生矛盾。我真不想再刺激老人。但我是媒体人，不道出真相，对不起我的职业道德和良心。
几分钟后，老人大哭起来，歪倒在地，“我一直不相信我儿子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他连只鸡都不敢杀啊……”
再见聂母，我总不忘抚手安慰：“大妈，您一定要挺住。如果您倒下了，聂案就彻底没指望了……”她也总是温和地回应：“没事。我身体好着呢。”
我唯有祝愿老人身体健康。无论结局如何，至少，在她心里，儿子没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