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2月10日（正月初六）、2月19日（正月十五）由我主编的估衣街一套五枚的明信片在估衣街签售，意在唤起百姓对估衣街的感情，事实证明百姓非常踊跃。记得正月十五签售时，第一位排队者凌晨5时到达。两次一共准备的2000套明信片全部售完。我签名时，头脑热烘烘，激情澎湃，签后却一阵冰凉，内心寥落虚空，无所依傍。
“趁着冯骥才不在赶紧拆”：
周恩来活动旧址也没保住
此后近一个月，估衣街没有很大动静。
我在当年（2000年）全国两会的“文艺界政协委员与李岚清同志座谈”中，作了题为“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缓”的发言。由两会返津不久，3月16日市文化局通知，副市长王德惠主持关于估衣街地区改造方案的专家论证会。当我听到此方案的名称为“估衣街地区保护性改造方案”便放心一半。“保护性改造”与“建设性破坏”正是针锋相对的两种说法。
会上提出，准备把估衣街上几个重要建筑（大概是六所建筑），保留下来不动。当时有政府官员在会上说，开发商这次表现很好，为了要保护估衣街，开发商少赚6000万。然而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如果你想要把天安门拆了，但天安门不让你拆的话，难道能说少赚了100个亿吗？文物根本就不能拆，也不应该拆。当然我支持政府保护性开发的观点，我说“保护性开发”这个词是个新词，保护放在第一位，所有的开发都得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如果没有保护就开发，这样对待一条古街是不行的。
当时我以为估衣街好像要保下来了，街道宽窄不变，六座重要建筑也不变。随后，我便放心地去法国讲学了。然而到了巴黎之后，忽然有一天我屋里传真机传过来一个东西，告诉我说天津有人说了，要趁着冯骥才不在赶紧拆，我当时还不信会把那六个建筑都拆了，但等我回来以后，实际上五个建筑都已经拆了，只留了一个估衣街的牌匾，整条街一片狼藉，就像打完仗一样。
我最伤心的是把估衣街上天津总商会遗址也给拆了。那是座很漂亮的木结构建筑，它是中国当世仅存的原汁原味的五四运动遗址，应该是国家级文物。我站在废墟上，真哭啊。我的助手跟了我那么多年，从没见我这么哭过。真是太可惜了！这儿也是周恩来当年活动的地方。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马骏，就是在这儿以头撞柱，欲以肝脑涂地的方式，唤起众商的觉悟，让他们罢市支持学生。最后，我们只抢救下来两根马骏当年撞的柱子，从工人手里，100块钱一根买下的。
建成中国第一个捐赠博物馆：
3600多件东西全是老百姓捐的
我不承认抢救老街以失败告终，于是我又找到了一位负责城建的领导。
我告诉他天津人用了600年，在老城里凝聚和营造出的一种独特文化，不能叫它散了。现在，公家、私家、古董贩子都在趁乱下手，快把老城这点文化分完了。应该建一座博物馆，把这些东西搬进去！只要他给我一块地方，文物我来想办法。最后政府将老城东门里大街的徐家大院作为博物馆所在地。
我要做中国第一个捐赠博物馆。我自己先花了几万块，从文物贩子手里买回一些东西，像木雕、石雕，捐赠给博物馆。然后又给博物馆写了牌子“天津老城博物馆”，挂牌的时候，号召老百姓捐东西。
老百姓搬走了，但捐的是老城的纪念物，这样谁把东西搁在博物馆里，谁就会把感情留在这个地方，这样就加深了土地和人之间的联系。没有多长时间，博物馆就全放满了，那些东西全是老百姓捐的，再没有一件东西是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