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伤的年轻人
“文革”结束后，曹永正进入125团高中。政治的残酷终究没有让曹永正放弃文学梦，上高中后，他的诗歌开始在《塔城报》上频频发表。同学薛鸿记得，高中时，曹永正曾向他展示过一张《塔城报》的特约通讯员证。
此时，曹永正还开始接触医学知识。“我们被分在红医班，会学医学方面的知识，主要是西医。”高中同学张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可能是《黄帝内经》对曹永正的影响较深，他对西医较抵触，主要钻研中医方面的知识。除了《黄帝内经》，《易经》也是其常看书目。张氏常年体弱多病，曹永正看着心疼，想通过学中医为母亲治病。
2014年4月初，曹永正的妻子汪文勤在新书《心动过缓》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的丈夫是个大孝子，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大病微恙，都是他们的儿子”我的丈夫亲自开药方。如果丈夫出差在外，他会嘱咐父母身旁的兄弟姐妹帮忙量血压、数脉搏，看舌苔的颜色和形状，如果正好在家里，他定会一日三时号脉，然后亲自去抓药，抓回药来又亲自煎煮，婆婆晚年时常年卧床，有时病情严重，症候复杂，不下猛药，难以抑制病痛，每回煎出药来，丈夫都会先尝过，没问题，才捧到慈母眼前，讲讲笑话，分散老人家的注意力，让她在不经意之间，把药喝下去。在丈夫的眼里，医治不仅仅是吃药打针那么简单，抓药、煎药、尝药以至吃药时的那些笑谈也是医治的一部分。
有一次，住在青岛的张氏身体不适，晚上都不能入睡，便电话通知了已经住在温哥华的曹永正。“得知母亲浑身疼痛，儿子更是痛在心里。因当时我们的大儿子刚刚出生，丈夫不能马上回国。他只好打电话‘望闻问切’一番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足有三天三夜，烟灰缸里摁满了烟头。等他从书房出来时，手里拿着几页纸。”
出书房时，曹永正对汪文勤说，“有一病就有一方，我一定要把痛的根从娘身上除掉。”
汪文勤写道，“丈夫在开方之前，把母亲从出生到80岁这80年间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捋了一遍。看哪些事情可能会成为日后母亲生病的原因，他像一个细心的侦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点点看回去。然后他根据时间、地点、当时周围社会人群的行为和心态习惯等等，给每一个可能的病源都派了一味药，这些药中有杀手，有说客，有探子，有盗贼；他用一些药的善走多动，另一些药的固守和怠惰；用一些药的忠贞不渝，另一些药的水性杨花。事和事之间有关联，药和药之间有分工，有合作，中间充满逻辑和想象力，他说这一年娘抱着我要吃的，怕我饿死，一走就是一天，她自己的肚子常常是空的；这一年家里养了十几只鸡，没得吃，娘用麻袋背着鸡，在深秋的收割过的麦田里去放养，中间要经过齐腰深的河水，新疆的晚秋，那时娘还有孕在身……这都是后来让娘浑身痛的病根。就这样，丈夫开了一付前所未有的大药方，80味药，君臣佐使一番，调兵遣将一番，开路的，报信的，离间的，敢死队的，摇旗呐喊的，杀伐的，劝慰的，浩浩荡荡，近100味药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兵团，布好阵，向病魔，向从来不认输的时间宣战！”
汪文勤当时完全没有在意哪里能找到这个煮山烹海的大药罐，她只是被扑面而来的一幅接一幅的画面所吸引，这些植物的根茎叶花和果实，雀鸟的粪便，矿石，蜂房，蛇蜕下的旧衣……它们被召聚，被编织，然后遇水，遇火，再遇水，再遇火，在时间和时间的缝隙里喘息，在生命往事的废墟里寻找生机，然后，把健康、生命和希望找回来。“我被这独一无二的医治深深震撼，我被这个药方彻底放翻了（新疆方言），眼泪忍不住流出来。”她写道，“这太浪漫了！这哪里是药方，这是大小说，大作品！”
“母亲未必真的要吃这个药，单这个药方本身，就有医治的功效。即或我们身体的疼痛犹在，但是，因为这个药方所蕴含的深情，足以让我们重新回看那些逝去的岁月，饶恕，宽容，释放，通则不痛。或者与病共生，痛并且快乐着。”
医学仍只是曹永正想为母亲治病而想掌握的一门技术，他真正想成为的还是一名诗人。
1978年，由于偏科厉害，数学拉了高考总分数的后腿，曹永正只得选择复读一年。“他想读好一点的大学，走出鞑子庙。”薛鸿说。
一年后，曹永正被新疆大学政治系录取。同一年，汪文勤考入新疆政治学院。日后，这两个文艺青年走到了一起。
去新疆上学时，为了省下买大巴的车费，曹水章托人找到了一个开货车的远亲，让曹永正搭便车前往。走到半路时，远亲司机去吃饭，却让曹永正坐在路边等。曹永正觉得，这对他是一种羞辱。他明白，只有出人头地，才能改变家庭的贫困，以及人们不友善的举动。
进入80年代，新中国诗歌迎来最好时期。有次，曹永正与台湾诗人痖弦游新疆，说起那段日子，痖公道：“我们也有个‘创世纪’年代，白天黑夜只琢磨一件事，一个好句子出来，诗还没写完，就传开了。”
曹永正觉得，怀念一个时代，就是怀念自己的所在。当时在新疆，有一位天山深处的牧羊人，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了8行小诗，被调入了国家机关，当了干部，吃上皇粮，一时传为美谈。这件事情对曹永正的刺激很大。
在妻子汪文勤诗集的序里，曹永正写道：“八十年代，在中国，诗是沸腾的民愿，是文凭和名片，是才华和王冠。当然，诗，还是敲门砖。”
在这篇序里，曹永正对自己为什么以诗筑梦给出了答案。“因为可以在梦里做自由的自己，即使被追捕，惊醒时还在床上。”
刘少奇获得平反后，新疆大学组织了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深切缅怀、无限追思的诗，一首一首地在舞台上高声朗诵，轮到曹永正上台时，他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致喇叭》——当你又一次/称他同志时/我流泪了/不/我不责怪你/你没有头脑/也没有眼睛……片刻，台下突然响起了掌声。在呼声中，曹永正又念了一遍。
在大学里，曹永正依然保持着小时候爱读书的习惯。“在大学期间，他把新疆大学图书馆的书几乎全看了一遍，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可以过目不忘。”老师何洪江说。
大学期间，曹永正的一首诗在《诗刊》上发表，在校园里引起轰动，但这终究没有为他带来仕途的敲门砖。在此期间，曹永正还通过了中医自学考试。“长期对中医古文的研究，无意中帮他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薛鸿说。
由于泡图书馆的时间过长，曹永正经常挂课，在老师的几次警告后，依然没有改。毕业时，他因此被分到了不算很好的单位——乌苏市委党校。
在党校期间，他经常驻村工作。有一次，他到一个村里搞计划生育宣传，吃饭时，团委书记坐到他的旁边，不断地想把他挤出饭桌。“看他黑黑的，不像个干部，就想把他挤出去。”戈新说，曹永正被挤到一个角落时，组织部长进来看到他，叫了他一声曹老师。团委书记觉得不妙，灰溜溜地走了。
现实生活让曹永正暂时搁置了文学梦，但这种工作落差，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同一个班的好几个同学都被分到了自治区，杨刚便是其中之一。杨刚最后官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但于2013年底被双规。
还好，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曹永正被借调到乌苏市编修党史。随后，他到了新疆人民出版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