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野蛮主义”适合中国国情
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的统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代表了文明的主流。所以，任何形式的分裂和分离运动都是其反面，也就是野蛮主义；因此，反分裂、维护统一正是反野蛮的内容之一。
从社会层面上看，社会的安定和谐，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也代表了文明的主流，而各种暴力活动和极端主义运动都是其反面，属于野蛮主义。因此，反暴力袭击、反暴力抗法、维护社会稳定也就是反野蛮，中国目前实施的反恐、打击三股势力、预防群体性事件等等行动，正是“反野蛮主义”内在的应有之义。
在政府方面，中华一向具有德政和仁政的政治传统。尊重威权、注重礼仪、遵守纪律等特质，也都代表了文明的主流；而各种不顾礼仪和纪律、只讲“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乱政行为，如港台等地立法机构内动辄上演的全武行，肆意辱骂和无理取闹，也代表了文明的反面，属于典型的野蛮主义，当然也在“反野”的范围之内。
在民间方面，各种形式的反社会、反秩序、反文明、反道德行为，也都不能得到虚伪的“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名义的辩护，也应该处在“反野蛮主义”的约束之内。以“反野”统合“反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
新加坡被认为是华人世界中比较成功的“威权”体制。在西方政治的语境中，威权带有“不民主”的含义，但在中华政治的语境中，威权恰恰也体现了“不野蛮”、“拒绝野蛮”和“反野蛮”。
当然，无论何种政府，也并不天然就代表了文明，天然就具有了“反野”的权力。政府的滥权、官员的贪腐，也是文明的反面。正如美国政府发动反恐战争，本身也蜕变成了“国家恐怖主义”份子，中国政府也并非没有落入“国家野蛮主义”陷阱的可能。“反野蛮主义”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总任务，政府也属于被“反野”所约束的对象。这是“反野”大业所需要解决的制度建设内容之一。
总之，以“文明型国家”的身份提出“反野蛮主义”，既合情合理，又名正言顺。一方面避免西式反恐对于中华政治的不适用、“不合脚”，避免重蹈西方越反越恐的老路；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反野蛮主义”应对“大中华”特殊的安全环境，在继承中华政治优秀传统的同时，也促进其现代化转型。此时首倡这个概念，正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