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大公网6月6日讯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5日刊文《文扬：“反野蛮主义”或比反恐更宜》，作者为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文扬。文章摘编如下：
于5月26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展示了“习式治疆”思路，一方面要与“三股势力”硬碰硬，决不姑息；另一方面要重新收拾人心，决不放手。这可以看作是典型的中国式“秩序主义”立场。
现实是，今日中国已身不由己地站到了反恐战的第一线，五二二乌市暴恐案之后，外媒普遍用“反恐战争”的模式评判中国的形势。但困难显而易见，发生在中国的恐袭和中国政府的国内反恐，与发生在中东的恐袭和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两者很难相提并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九一一之后的反恐战争，中国断不会使用“恐怖主义”的概念，中国政府更不会以“反恐”的名义、按“反恐”的模式平乱。
中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西域与中土、边乱与治疆，已有上千年的时间，无数的故事和经验，如何能够套在“反恐战争”这个外来的、新生事物的框架之上？
中国自己觉得不适用，西方也认为不适用。近年来，发生在中国城市的每一次暴恐袭击案，无一例外都紧跟着一场与西方的争论，焦点就是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只要西方不接受中国政府的“恐怖袭击”定性，中国就指责西方“双重标准”。
对西方来说，不用你指责，当然是双重标准，因为“恐怖主义”这一概念被制造出来，原本就为了服务于西方自身的政治目的，并未打算让对手使用。
再者，针对美国和西方10年反恐“越反越恐”的困境，中国一直也持批评立场，认为这个模式没有出路。但是现在中国也站到了反恐前线上，这盘棋以中国为主角来下，还要沿用西方的老套路吗？
使用统一用语与国际接轨，协调各国立场，这很必要，但仍然需要依托自身的观念体系，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已经来到了十字路口，继续沿着西方的路子往下走，还是重整旗鼓，走出自己的秩序之路、安全之路、稳步发展之路，正是做出抉择的时候。
回归中华文明的立场
西方推出“恐怖主义”这个概念，自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考虑。从二战后的英国，到九一一后的美国，也能串起一条连贯的历史脉络。也许正是由于语焉不详、带有主观性，才正好方便使用者随意定义，几十年用下来，却也已约定俗成。这是西方战略界“黑箱”中的事，暂且不管了。
如果让中国重头开始面对这个事，依中国的习惯，必定会从自身的历史和国情出发，用更好的概念和定义来把握。
历史和国情最大的特点，正如学界中很多人承认的，中国虽然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但本质上仍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总体上看，中华之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的概念，一个汇聚和杂糅了各种文明的“文明共同体”，所以，中国可称为是“文明型国家”。
按照汤因比的“文化类型”史观，人类文明史上先后出现过二十几个可以分辨的“具有文明发展进程”的社会，演变到今天，还剩下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和远东社会这五大社会。作为远东社会核心的中华文明，不仅在早期的文明发展中遥遥领先，而且在后期的五大社会的竞争中也保持不败，成为唯一从发祥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
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千年不败，绵延不绝，持续发展？原因众多，但一定有这样一点：这一文明中包含有某种克服野蛮、压制野蛮、融化野蛮、改造野蛮的强大能力。恰如孟子所言：“吾闻有夷变夏者，未闻以夏变夷者也”，数千年来一直如此。
文明是在与野蛮的搏斗中生存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上，无数原本大有希望的文明最终都败于野蛮，或者是在异族的入侵和占领之下被野蛮化，或者是本身逐渐腐朽堕落自我野蛮化。
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与其他文明一样，也充满了被野蛮化和自我野蛮化的历史时期，但不是同化了外来征服者，就是实现了文化的自我涅盘，最终都以文明的胜利和野蛮的退却而告终。这是中华文明最令人惊异的特质，也是这一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的最主要原因。
如此看来，如果说中华文明有一个至高的、永恒的“总任务”，那就是反野蛮化，反野蛮主义。这个任务属于整个中华文明，所以涉及到了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一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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