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再次拜访褚时健，有重聚的意义，也有再一次思考企业家身份的意义
再一次加分，是刚相识时的一次谈话。王石问南敬介：“东京建物是一百多年的房地产开发商了，我想知道当质量和利润发生冲突的时候，东京建物是如何选择的？”南敬介听罢，蓦地愣了一下，然后回答：“当然是质量，毫无疑问。”他又补充一句：“没有质量，公司不可能存在下去，利润又在哪里呢？”
南敬介不知道，这个问题他听得突兀，王石问得却并不冒失。中国房地产界伴随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春风得意了近二十年，利润第一是大多数房企不言自明的目标；质量问题在极大需求的市场面前，早就被冲挤到角落，被开发商们遗忘。
万科在国内同行中一直强调质量、住宅产业化和行业专业化，但呼应声寡。现实却是同行们都活得很滋润，倒显得万科像一个认死理的老实人。所以王石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百年房企的掌门人南敬介，内心里他在渴望一个答案，南敬介恰恰适时给出了这个答案。自此，王石视南敬介为良师益友。
2006年，南敬介第一次送给王石的小礼物是一双折叠的筷子。他告诉王石：“自己携带筷子，减少一次性筷子的浪费，环保。在东京要是掏出这么一双筷子，大家会羡慕你的。”王石莞尔，他觉得这位当年已逾七十的日本企业家非常东方：温润，又坚定。
南敬介曾经在琦玉邀请万科前来日本参加赛艇赛的一行人吃鳗鱼饭，他给每个人都点了足足的两份。万科的壮士们认为盛情难却、浪费可耻，于是坚决地、艰难地吃完了，颗粒不剩。后来才知道，南会长是贴心地请各位吃一份、带走一份，赛后可再享美味。
看日本男性的性格做派，有两类人非常典型：一种作风强硬，果决武断，说话行事非此即彼，相当生硬，俨然武士道的沿袭；另一类人则谦和委婉，做事周全，内心笃定、外化温和，明显是日本传统商人的一脉相承。南敬介显然属于后者。他经常给王石念叨的一桩历史是1945年中国国民政府善待400万日本侨民，和平遣返的故事。“日本人应该感恩此事。”南敬介说。他心中对中国一直怀有美好情感，他一直学习中文，生病前几乎能用中文简单对话。
既视为师长，王石每次见到南敬介都会有意提不少问题，诚意讨教，这样的低姿态让王石的手下很是吃惊。王石向来内心骄傲，行事高调，早年经常被人评价为“盛气凌人”，与人交往也很是“张牙舞爪”。让他心悦诚服的人极少极少，南会长是其中一个。
这一次见南敬介，王石一半愿望是探望病中的老朋友，另一半愿望则是希望跟亦师亦友的他探讨一下日本江户时期工商阶层的状况。这是他这两年研究的课题，他特别需要接地气的观点。
南敬介的健康状况不太理想，所以已经不怎么会客，若非必须，他都在家静养。但王石来了，南敬介一定要见。
两人相约见面的地方在东京繁华的千代田区，王石住的酒店附近。二月初的东京，寒意中有着繁华都市特有的温度。这是周一的晚上，千代田区林立的写字楼里陆续涌出上班的人群，他们走进便利店、居酒屋、超市……让整个街区的气氛热烈起来，却又一点不喧闹……而不远处酒店的高层，日本最具规模的房产企业—东京建屋株式会社的南会长，正在和世界最具规模的房产企业万科的董事长王石聊着天。
王石说：“南会长是我敬重的老师。”他没有料到的是，南敬介一早得知他的研究课题，已经写好了一篇《江户时期的日本经济》长文，里面详尽讲述自己对江户时期工商阶层的生存、地位的看法；江户时期社会结构如何在现今日本社会的对应延续，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如何能顺利在日本社会实施……
这些，正是王石近期对东亚日本历史和中国工商阶层地位的兴趣所在。在历史这一横切面上，一桥大学毕业的南敬介，和王石又找到了共同的思考点。
惺惺相惜褚时健
2014年新年时，王石曾邀请北京的朋友一聚，庆贺新年。场合正式，餐点也很讲究，乍看上去是时髦流行的名人聚会调调。环顾整桌人，有他登山的朋友、有拍纪录片的资深导演、有常年与他合作的出版社编辑、有北极探险的老相识，还有冯仑，王石认识了二十年的企业家，他大概是那个场合唯一和王石拥有同样标签的人。
“交圈文化”，王石饶有兴致地让大家互相认识，“我觉得西方人之间这样互相认识的方式非常好。”
名利场总是游荡着一种人际默契，这种默契让人在舆论面前、利益面前，互相保护。王石似乎从未去争取这个所谓的默契，所以当有关他的传言毫无顾忌地弥漫开来，重重地、准确地伤害到他时，他便一笑，或者，不语。
不语，有时其实是不屑。这种骨子里的骄傲，在三十多年前，当内地人在香港大多扑往各类店铺疯狂购买力士香皂、电子表、丝袜……而王石有机会到香港，只到音像店买各种音乐唱片、磁带时，就已经开始生长。
大概这种骄傲，也无法让他去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但相反的事，他可以立即身体力行。
“王石的确是个好人。”每当身边的人说在褚橙大卖、媒体关于他的各种报道开始出现时，褚时健总会拿着报纸偶尔会不经心地说上一句。其实报纸上写的不是他和王石，但大家都明白他什么意思。
1979年10月，褚时健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在随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他带领的企业在市场上打败英美烟草等国际企业，成就“中国烟草大王”的威名。1997年的锒铛入狱，让所有人都认为，褚时健一生的风光也好，折堕也罢，都结束在这一年了。但2002年，褚时健保外就医出狱，2003年就开始在哀牢山区种橙，人生竟又重新开出新枝。
在2003年，褚时健还是一个失落者、被打倒者。而就在那年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王石，带着裤腿上的泥点子上哀牢山看望了他，算得上第一批去看望褚时健的企业家。那个时候的橙园刚刚起步，王石在往山上走的时候，褚时健正蹲在山路边和修理水管的工人讲价：“80太贵，60吧？”这句话和褚时健身上发灰的白色大汗衫让当年的王石不胜唏嘘。
最让王石印象深的是褚时健对自己境遇的一句带过：“改革嘛，总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