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盲目与短视加剧了危机
人类创设政府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为了克服根植于人性中的短视和狭隘，正如休谟指出的那样，由于人类的意志和情感天生容易受“在空间和时间上和我们接近的事物”的支配，因此，人类天生就是舍远求近的天性，换而言之，人类受限于短视和狭隘的利益，不可能“通过一种共同的目标和目的上的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保障其公共的和长远的利益。[8]
然而，现代西方国家政府运行的原则却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初衷，政治体制本身也陷入了短视和狭隘之中。政党的核心目标是竞选，当选的政党追求的是党派利益和短期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滔天”。[9]政党政治是典型的为选票负责，而不是为人民负责；更多的为精英负责，而不是为普通人负责；更多的是考虑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10]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不无沮丧的说：“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指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
这种短视和愚蠢是指体制的短视和愚蠢，而并非指个体缺乏远见。美国有世界上顶级的智库、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华盛顿充满了各种高明的政策见解和政策辩论，问题是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并依据共识制定政策，更无法转化为有效的行动。
政治共同体既无法就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达成共识，政客们整日忙于相互攻讦、相互否决，更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去推动公共利益的实现；不同层级、不同派别之间相互掣肘、相互拆台，使得许多显而易见利国利民的举措长期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例如医疗保险这种政策的推行，有入门经济学知识的中学生都明白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然而却经历了十多年的政策辩论，无法推行，明明有利的事情不去做，这种制度难道不应该称其为愚蠢？即便是充满智慧和使命感的现任总统奥巴马，也是深感无奈，2012年1月，在他第一届任期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他哀叹，整个华盛顿已经处于四分五裂、一事无成的困境之中，[11] 2013年1月，在他新一任的就职宣言中，他更是大声疾呼，时移世易，美国需要做出改变以应对挑战，“保障个体的自由，最终需要集体行动。”[12]然而，正如他第一届任期中已经证明的那样，真正的改变并不可能发生，除非来一场更大得多的危机。
三、陷入长期迷茫的西方国家
华尔街的自私和贪婪，华盛顿的短视和无能已经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危机的一个缩影。与社会个体、组织的高度的目的性与理性化，相伴随的是社会、国家整体的盲目性与非理性化。国家作为集体人既无法识别自身的发展目标，又无力推动发展目标的实现，对于社会的积弊更加无力通过有效的变革加以清除。就如同发达国家中那些数十年如一日的道路、住宅、机场、桥梁一样，[13]确实是往昔骄傲的见证，同时也是整个体制僵化和老化的象征。资本主义体制已经逐步丧失其初生时的朝气和壮年时的活力，雄心勃勃的务实主义哲学，已经被僵化停滞的教条主义哲学所替代，过去的光荣确实值得捍卫，但是更为关键的是未来要到哪里去。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善治不但需要单弱理性，也需要人类作为整体自觉的理性，人民作为集体存在不是一个和个体真实存在相对立的抽象物，[14]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事实上，没有集体的真实存在，个体的真实利益是没有保障的，集体的真实存在就需要和个体存在一样的自觉能力和行动能力，这正是西方国家所根本缺乏的，集体人对于“我要到哪里去？我如何到那里去？”的根本性迷茫，已然成为西方总体性危机的根源。
国家作为集体人的化身，需要自觉之治，需要在关系到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整体知识领域，识别方向、制定目标，并推动目标的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盲目性根源在于对这种知识的视而不见，见而不能用。西方国家如果不能完成这一深刻的转型，将陷入的长期迷茫，加剧相对衰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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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布伦纳教授认为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走向萧条和危机的一次总爆发。布伦纳：《高盛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2期.
[2]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党校教材：马列著作选编（修订本）》，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88-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633-6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布罗姆利（Dniel W.Bromley）：《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简练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布罗姆利（Dniel W.Bromley）：《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简练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美国1%最高收入人群拥有全国25%的财富，这是1980年水平的2倍，而10%最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同期增长了3倍。李昕：《斯蒂格利茨：美国贫富差距加大》瑞士达沃斯报道，财新网，2013年01月25日 .
[8]参见大卫·休谟：《人性论·政府的起源》，石碧球译，第3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9] 参见胡鞍钢：《中国梦想与中国道路：畅谈党的十八大》，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10] 纽约大学教授李淯（ANN LEE）批评美国的政治体制：“政治家本应为国家制定长期政策，结果反而受制于制度，被迫思考中短期问题，以求再次顺利当选，保住职位。全面改革税收制度是长期方案，可以解决深层结构问题，但承诺全面大幅度减税可以取悦选民，后者显然更有利于赢得选票。” 她还引述曾经为希拉里·克林顿工作过的一位职员说：“希拉里做纽约参议员时，她的政策陈述都是根据手下职员频繁调查得来的短期民意写成的，根本没有其个人观点。”（李淯：《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章晓英译，红旗出版社，80页、85页，2012.）
[11]美国总统奥巴马1月24日发表国情咨文，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文稿。《参考资料》，2012年1月30日，第16期。
[12]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2013 Inaugural Address， MONDAY, JANUARY 21, 2013, http://www.nydailynews.com.
[13] 弗里德曼说：“洛杉矶国际机场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灰暗、狭小的登机口就像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过期电影明星，虽然曾经风光无限，但是那张几经修饰的脸庞仍然掩饰不住岁月的皱纹。从许多方面来讲，洛杉矶机场、肯尼迪机场以及宾州车站就是我们美国最好的写照，年久失修的美国已经成为‘延迟维护合众国’”。（托马斯?弗里德曼、迈克尔?曼德鲍姆：《曾经的辉煌—我们在新世界生存的关键》，何帆等译，240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基础设施的老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的老化和僵化，纽约大学教授李淯说：“总体上说，两党之间的对峙造成了美国现在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的状态，近百年来，美国的多数电网和桥梁从未进行过更新。” 李淯：《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章晓英译，红旗出版社， 85页，2012.
[14] 以赛亚·伯林在他的经典著作《自由论》的开篇的题记中引用了贡斯当的如下名言：“真实存在为抽象物牺牲，个体的人在大屠杀中成为集体的人的牺牲品。” 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第3页，译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