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山尖”，巩固“山基”
从日本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体制与教育体制的发展路径来看，俞仲文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把高教板块调整成两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并存，一种是普通高校，一种是高职高校，“既能承担各自的任务，又能相互贯通”。
“重构高教版图要充分借鉴日本三次转型升级的他山之石，我们格局要大一点，不要光看到几个本科院校的归队。”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俞仲文表示。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俞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系统了解过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
据他介绍，早在19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了“贸易立国”的发展主张，大量引进国外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高新技术，而日本的大学则在这波“引进潮”中扮演了消化吸收的重要作用。
197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技术立国”的理念，从主要靠引进和消化吸收转变为主要靠开发独创性的自主技术，从主要为应用研究到应用与基础研究并重。
“当时，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加强山脚跟加强山尖并重’，山脚就是培养应用技术大军，山尖就是指培养创新型拔尖人才，他两种人才都要。”俞仲文说。
在上述指导思想下，日本的经济结构在1980年代发生了一次大的跃升。
到1980年，日本的钢铁、汽车、船舶、数控机床、机器人、彩电、录像机、录音机、电子计算机、小型复印机、现金收点机、手表、照相机等十五项产品产量都已跃居世界首位。其中，钢铁、汽车的产量超过了美国。世界最大的5座炼钢炉，日本占了4座。
“我们的宝钢就是那个时候引进的，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还处在日本当年的发展阶段。你们看15种产品多少种是我们可以自主生产的?”俞仲文遗憾地说。
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强调以知识经济时代的新视角重新审视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重新审视他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提出除了生产技术、机械领域等应用研究继续保持对美国的优势，其他如生命科学、物质材料、信息电子、海洋与地球科学、能源技术要“追赶美国”。
“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内，日本出现了大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俞仲文称。
而转型升级造就了日本高技术产业在世界的领先地位，颇为有趣的是，日本国内优秀的制造能力、制作技术是通过80%以上的中小企业实现的。比如，仅有6名职工的冈野工业公司，独占了用于锂电池不锈钢外壳的日本市场。
从日本半个世纪以来的科技体制与教育体制的发展路径来看，俞仲文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把高教板块调整成两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并存，一种是普通高校，一种是高职高校，“既能承担各自的任务，又能相互贯通”。
因此，俞仲文建议，本轮中国高教版图的调整，也要兼顾两个部分，即实施高等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的普通大学不光要重视搞应用，而且最重要的还要搞重大科学技术的攻关和研发，承担攀登“山尖”的任务;实施高等技术教育的高职院校不光要让学生掌握熟练技能，而且还要让学生具有创新能力和技术的应用能力，承担巩固“山基”的任务。
除了日本的经验之外，职业教育强国德国的一些成功经验，也内化为本次中国高等教育版图调整的改革方案中。
“我们提出中国要建设一个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模式、教育机制，人才培养模式，以就业为导向。用中国人的话叫，学中做、做中学，那么这个经验、这个模式、这个机制，我们当然也借鉴了德国等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育部副部长鲁昕称。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在本次方案设计中，德国教育体系的“双元制”立交桥模式被较多地予以借鉴。
“德国教育体系最主要的特点是它从中等教育初中阶段就有一个学生的分流。”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职业教育领域项目官员卢蕊表示。GIZ是一家德国联邦非盈利机构，主要的任务是在做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教育培训。
据卢蕊介绍，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中，从初等教育开始就融入了职业教育的内容，并可以在不同的教育阶段进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转换。
在中等教育Ⅰ阶段(相对于中国的初中阶段)，由主体中学、实科中学、文理中学以及综合学校构成。其中，文理中学是比较传统的中学;主体中学、实科中学则是专门为了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毕业生以后将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综合学校则是包含这三种学校的教学特点。
在由一份德国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德国现有高校430多所，主要分为综合性大学(Uni)，应用技术大学(FH)两大类。其中，综合性大学数量仅占总数的1/4，应用技术大学数量则达到了1/2。而从2011年入校学生资质百分比数据看，就读于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生中有54%的学生都来自文理中学以及综合中学。
显然，德国教育的“双元制”特点在此处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大约有85%的学生在学校期间就可以跟企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这个叫‘直接进入率’，这个85%在其他学校教学形势下是没有可能做到的。”卢蕊称。
据她透露，德国教育的“双元制”培养模型近年来也逐渐在大学中盛行。其主要模式是采用了“学习培训一体化模型”，学生在整个大学过程中会获得大学的毕业文凭，同时可以选择职业培训的内容，跟大学相关的某一个具体的职业工种进行这个职业培训，最后获得国家承认的职业培训证书。
“这也是目前德国教育发展的一个方向。”卢蕊表示。
600余所高校，往哪转?
显然，本次高校转型的主力军锁定在“以2000年以来新设的600多所本科高校为重点”，决策层有解决上一轮扩招后遗症的意图。
本轮改革，首当其冲者是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中的600余所“新生力量”。
“以2000年以来新设的600多所本科高校为重点，引导部分本科高校加快转型发展步伐，更加直接地为区域发展和产业振兴服务，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逐步实现人才培养和就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表示。
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在国务院正在拟定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文件中，也有相关表述：
“根据区域发展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设置高等学校时，鼓励其定位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加快建立分类设置、评价、指导、评估、拨款制度。招生、投入等政策措施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倾斜。”
熟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人都知道，中国高校版图的上一次巨变，始于1999年。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决策层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被采纳。1999年，一场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轰轰烈烈的高校扩招运动开始。当年，全国高校招生数达160万人，较前一年增长42%。
新设立高校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教育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6月21日，教育部批准的全国普通高校共达2198所(其中不包括军事院校和一校两地办学的);高职专院校共有1321所，多是近15年成立的学校;而在高职专院校中，建校满15年的院校仅146所。
此外，独立学院有292所，其中162所院校建校刚满10年，130所院校办本科的学校历史不足10年。
显然，本次高校转型的主力军锁定在“以2000年以来新设的600多所本科高校为重点”，决策层有解决上一轮扩招后遗症的意图。
1947年出生的俞仲文，经历过中国教育发展的历次变革。对于本轮改革他是持支持态度，“很欣喜，但是又有点酸溜溜的，倒吸一口气”。
“教育部在2000年就开始调整高等教育版图了，我是亲自的经历者，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当初的顶层设计是两个板块的话，可能今天就不会再有这种炒回锅肉这样的角色了。”俞仲文不乏遗憾。
而有职业教育从业者则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意见。
“这次为什么规定只有2000年以来新建的本科才可以搞技术应用大学呢?1300所高职院校为什么就不可以成为转型升级的侧翼呢。我们做不了主攻手，做个侧翼也可以吧?”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说。在他看来，教育部这次出台的政策，总体感觉还是“长官意志”。
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发展规划处负责人王秀平也表示，高校转型是“内生型需求”，而不应靠行政力量来强迫。
她所在的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原来是一所独立学院，2013年跟母体学校脱钩“转设”成功，校址迁址河北管界的燕郊，更名为“燕京理工学院”。作为一所三本院校，为了生存，该校一直秉承“办有用的大学”的理念。
以燕京理工学院开始的汽车服务专业为例，是北京化工大学和北京北方投资集团公司合办的。北京北方投资集团公司它有几个业务板块，包括汽车、建筑以及教育。现在企业下属12所学校，燕京理工学院是第一所与它开展合作办学的。学校的专业学制都是3+1，学生有一年的时间都要在企业。
“我觉得政府不要从上到下要求600多所一定怎么样，其实我们早就考虑办学过程中怎么和企业真正融合的问题，”王秀平说，“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受到一个很好的职业训练，这个恐怕是最重要的。”
而在单强看来，政府推动改革有两种路径：其一，行政命令，强制你必须转;其二，把渠挖好，就是包括优惠政策、财政支持在内的政策之渠，让学校自己选择，水到渠成。
“可能领导很英明，决策很正确，但是用鞭子抽的转型和我发自内心的转型是不一样的。”单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