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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发稿内情:常向领导人约稿 陈良宇曾拒绝

鉴于《求是》杂志的政治影响,有的中央领导人也会为《求是》推荐稿件。如果中央相关领导看到一些地方领导的内部讲话,觉得有价值,就会批示《求是》去约稿刊发。这种情况下,杂志社约稿都会非常顺畅。唯一婉拒过的是陈良宇。事情发生在2005年,杂志社按照中央领导意思通过上海市委办公厅向陈良宇约稿时被谢绝。后来杂志社一位副总编辑致电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出约稿是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陈良宇这才答应。

  领导的稿子也可以修改

  就发稿流程而言,求是编辑部对领导人稿件与其他稿件一样,都实行四审制,首先是责任编辑,接下来是部主任、分管编委、值班编委、总编辑、社长逐次把关。

  总编辑每篇稿件都要看,社长一般只看重点稿件。领导人的稿件,社长都必须要看,也会看得更仔细,最后清样还要再送给领导人本人审定后刊发。

  领导人的文章也可以修改,一般改得不多,大部分都是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是一些明显疏漏。一般来说,领导人都很尊重杂志社编辑,将清样送给他们后,都会同意编辑的改动,有的领导还会表示感谢。

  一位《求是》杂志的高层领导说,2012年第八期杂志刊登了温家宝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文,标题就是《求是》主要领导亲自操刀修改的,温家宝看过后表示同意。

  求是杂志社已退休的编审闫长贵,对修改李瑞环的文章还记忆犹新。1988年李瑞环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有次在天津召开一个哲学会议,李瑞环到会讲话,会后这个讲话应约发在《求是》。

  闫长贵编辑稿件时替李瑞环加了一句话:“你们都是哲学专家,我是土木工程出身的,在你们面前谈哲学问题有点班门弄斧了。”李瑞环看到改过的稿子后很高兴,向闫长贵表示感谢。

  除了国家领导人的稿件,《求是》杂志发表省部级干部的稿子时,有时也会将清样传给作者本人看。

  领导人在《求是》发表文章也有稿费,与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一样,目前求是杂志社的稿费分两个档次,普通稿件是每千字100元,重点稿件是每千字150元。杂志已经考虑要实行优稿优酬,不过在《求是》发稿的作者应该很少有人在意稿酬。

  在《求是》发表的领导人文章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文章,肯定是排在杂志最前面“要闻要论”位置,如遇到同一期杂志发表两位常委的文章,则以常委的排序确定稿件的排序。

  十八大前,如果哪期《求是》要发表常委文章,新华社就要作为常委活动提前一天发消息通稿。十八大后,2013年1月1日习近平在《求是》发表文章的前一天,新华社发了消息通稿。但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求是》发表的文章,未见新华社有消息通稿。

  曾经误批“皇甫平”

  《求是》创刊以来,所发表的文章大多紧随中央宣传口径。但偶尔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不过都调整得很快。

  一位退休的求是老领导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91年,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发热议时,《求是》杂志公开批评过皇甫平,但很快就意识到批评错了。接下来在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中,杂志社又收到了批判于光远、童大林的文章,就没再让这些文章发表。

  由于经常发表政策性文章,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性文章在《求是》必然会受到压缩。求是杂志社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尽可能地多发专家学者的理论性研究文章,2014年第八期就发表了政治学者俞可平的文章《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求是》自2004年取消了广告,至今没有恢复,解释是“党刊要保持纯洁性”。现在杂志的封二一般是做典型宣传,封三和封底会刊发艺术作品和摄影照片,由于杂志的发行量大,很多地方都希望通过这些版面来宣传当地的形象。

  但在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下,求是杂志社也开始进行市场探索,2010年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重组红旗出版社,成为中央级出版社与地方传媒集团联合重组的第一家。此外,2009年,求是英文版创刊,2010年,理论文摘杂志《红旗文摘》创刊。

  目前,求是杂志社内部一些人特别是老人还有很浓厚的“红旗情结”,几乎每换一任社长或总编辑,总有人会提出来要将《求是》的名字改回《红旗》。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杂志社下属的“大地出版社”很快被更名为“红旗出版社”。后来公开出版的《内部文稿》改名时,围绕到底是冠以“红旗”还是“求是”也争论不休,最后定名为《红旗文稿》。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金平

  • 责任编辑:晃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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