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富济贫”要来了？
“我们过去常自嘲‘兜里没钱，办事发慌’。今后所有经费都由省高院统管了，待遇可能会好很多了。”法官李宇峰所在的法院是西部一个贫困县，他很期待法院系统的人财物独立。
他是当地法院公认的办案高手，每年要办近400多件案子，除去休息日，几乎每半天就要当一次审判员或者参加一次合议庭。
事实上，几乎所有基层法官都面临和李宇峰一样的压力。江苏省高院院长许前飞介绍，中国法院70%以上的案件在基层法院，江苏省一线办案法官每年平均审理的案件，超过200件。而贵阳市南明区法院，一名法官曾经一年办了630多个案件，一度患上了忧郁症。北京甚至有法官在去年结案700多个。
案子办的多，并不意味收入一定就高。“法院经费大部分是由地方财政拨付的，统管后不敢说能全省一碗水端平，但削峰填谷，让我们穷地方涨点总能行吧。”李宇峰表示。
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2011年曾披露过一组数据，2008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积极争取中央有关部门支持，为基层法院增加政法专项编制2.5万个左右，基层法院获得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年均增长20.62%， “但一些基层法院法官待遇偏低，队伍不稳定问题突出” 。
据廉政瞭望记者了解，在一些基层法院，极端的就有人宁当法警不当法官，因为法警有警衔津贴。在江苏新沂市人民法院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讲到当地法官的待遇比法警要低，办案津贴每人每天就仅有法警的1/5，但法官的准入门槛和自身要求都更高，导致一些法官心理有所失衡。
不过，在一些发达城市法院中，有人却在担心：“今后我们会不会被‘劫富济贫’啊？”“我们是省会城市的基层法院，经费充足，全省一盘棋肯定要被摊薄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参加过两次由中央政法委组织的司改讨论，深知改革的复杂性。他说，一些中基层法院和地方政府已建立起互相服务、互相利用的共处模式，地方政府不愿意交权，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也不愿脱钩。
在一些发达地区的法院，区县政府为调动法官积极性，往往给予特别拨款和支持，一度出现区县法院比较富裕，而中级法院反而成为“清水衙门”的情况，中级法院的法官都希望调到区县法院任职。
但另一种声音却表示，其实不好一律批驳这种说法，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诉讼的确多。广州法官每年大概要审理200多个案件，粤西贫困地区的法官一年只办几十个案件，如果在财物分配上一刀切，对发达地区显然不公平。但贫困地区法院分配的财物要是少了，又没有人愿意去那里了。
地方不再“英雄救美”了？
对于省以下法院系统的人财物独立，大部分基层法官还是很认同的。他们表示，今后审理案件时，面对地方政府相关领导来说情，就可以不用看地方政府“脸色”了。
不过，也有一些人担心，目前地方党政体系是有责任心和积极性帮助法院协调、解决一些问题的，假如司法体系整个从地方党政体系独立出去以后，地方上的支持配合会怎样，很不好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洪昌教授回忆：“肖扬时代曾提过把法院财政和地方政府分开，已经列入五年规划，后来没有推行下去，主要原因是法院自己不想分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陈澜鑫认为：“这里面法院最‘怕’的还是老上访户，而息访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政府各个部门协同解决的。说难听点，政府不仅仅是掏钱‘包养’的那个人，他还可以是‘英雄救美’的那个人。可现如今，眼见‘美人’入他人怀抱，是救，还是不救呢？”
中部地区一名副县长则认为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过于绝对，“人财物独立并不意味着一刀切，地方上有那么多垂管部门，也没看哪家过得不好啊，该积极协调的，地方肯定不会袖手旁观。至于一些法官说的小孩上学托关系难办那些顾虑，就本不是个事儿，这本来就该按相关规定办，走后门本就是违规的。”
目前，河南省已经申请了作为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管的全国试点，该省高院院长张立勇说，法院仍要在人大监督下开展工作，并向当地人大作报告，这才不违反宪法和法律。
但当地有个别法官也在担心：“和地方没有过去那种‘关系’了，如果报告通不过怎么办，这院长还当不当？”不过这种说法在大多数法官眼里都是站不住脚的，“过去人大通过你的报告，也不全是靠‘关系’啊，关键在于工作能否做扎实。”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则提出，今后中、基层法院与高级法院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会否过强？高级法院在法院系统内部具有绝对的权力，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初露苗头。如经费分配、绩效考核、出国名额、法官培训、评选先进等高度行政化的上下级法院关系，影响着法院生存的方方面面，可能会使得下级法院变成高院的一个审判庭。（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