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这个阶段是一直在整理经济秩序，其中起巨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像人民币跟外汇的对接、国有企业改革、三角债等很多计划经济历史上的问题，硬给掰过来了。尤其是住房改革，原来我们在计算机所分房子，得按工龄、年龄等指标考评，分到手的当然肯定都是很小的房子。到后来国家赶紧把房子卖给大家了，从今以后大家自己拿钱到市场上买，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一个大的房地产行业，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1990年代，加入WTO变成了我们国家追求的目标，因为你要在世界上跟人家对接，你必须得是市场经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坚韧不拔地改了过来。我们做企业的，你要问张瑞敏、王石、任正非，他们都经历过前面这一段。
企业最需要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竞争，而我们原来是在乱七八糟的碰撞中挤出一条路，最后进到大江里头跟人家比谁游得快。如果简单讲这三十年，你要说企业是如何发展的，首先应该要讲国家是如何改革的。
在美国，企业家刚当完财政部长，退下来就到公司当董事长去了，刚开完律师事务所，跟着就去竞选总统了。而在中国，做官员和做民营企业家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既然这样，我就必须认定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想的很清楚就是做企业家。
一开始我们是科学院投资的公司，是国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在计划外，所以我们完全是民营企业的待遇，没有什么指标，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算国家投资的企业，当时这个公司是有一个级别的，所谓正处级。我是联想第一任常务副总经理，做了一年以后，总经理被所里叫回去了，他自己也愿意回到所里去，而我坚定不移要做企业。1992、1993年的时候，联想在中国科学院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回科学院其实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没有过任何的犹豫。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国家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企业本身有一定施展的空间，环境逐渐在好转，以后就可以有更多发展，可以到外国去并购，还可以进到其它领域。但是一旦环境不好，我立刻就老实，我不会为了让企业赚更多的钱，冒更大的、不必要的政策风险，中关村很多企业因为这个就出事了，我坚决不做。
当然，中国科学院有非常好的机制，科学院的领导能够让我充分地发展，自主决策，我也认真地约束自己，比如说按时足额地给院里交钱，从来不做任何违约的事情，对内对上都一样，做事非常透明。我也确实得到了领导的信任，我在这儿工作，有这么一个条件，为什么不好好做呢？
还有一个，1998年时，我也积极争取到了员工持股会的股份，员工能够有35%的股份，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很有积极性。
现在，政府说要依法治国，要变成一个法制国家，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