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靖云
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一篇习近平1990年写的文章，广受转载。此文标题为“秘书工作的风范”，要求秘书人员要加强修养，告诫秘书不要认为有大领导做靠山，不能以领导个人名义有恃无恐谋私利。
回顾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其中明确提出“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习近平旧文刊登的时间点上，各地正好开始清理专职秘书。于是，此文被当做“反腐”的新风向，有舆论认为这是要整顿“二号首长”、清理领导秘书。
结合最近落马的冀文林、郭永怀等人的升迁背景，社会上认为反腐开始指向“秘书帮”这一颇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当然也不无道理。
但是，从习近平的全文来看，谈秘书工作其实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更能从中读到中国地方的政治现实。
强调办公室工作的现实需要
该文副标题为“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其实也是时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对地县办公室工作的一次思考。所谓“郡县治，天下安”，当时作为地方主官的习近平，对地县办公室工作有所强调和部署，也是颇有意义的。
全文四部分，分别指出了办公室工作的四个特点，并对办公室工作提出了三点希望，专门要求秘书人员加强修养，最后提出地县党委要支持办公室工作。作为一个在中央国家机关做过秘书、同时又长期扎根地县基层工作的官员，习近平对于地县办公室工作的强调，还是基于现实的地方政治需要。
自唐以后，中国地方政治就形成了官吏分开的格局。科举制度拔擢出来的“官”与土生土长的“吏”，形成了中国地方治理的基本政治力量。同时，县级官员长期异地任职，三年一换，这导致地方官熟悉本地社会经济的时间极为有限。土生土长的“吏”事实上具有了相当大的自主空间，极易成为较有惰性的地方利益集团。
到了当代中国，这一基本的政治生态仍然没有改变。名噪一时的北京大学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就指出中县干部的四个层级中，较高层级的处级和副处级都是非中县的北山市人，但是科级干部都是本地人。这种情况下，异地任职的地方主“官”是否能驾驭住地方的“吏”，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要实现这一目的，办公室就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地县办公室是少有的地方主官具体直接掌握的行政机构，也是完全向地方主官负责的机关。时任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强调办公室工作，而且专门撰文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既说明了习近平对于地方政治的熟悉，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中国地方主官要抓好工作，不能脱离办公室。
“关键角色”的甘与苦
从1990年到现在，已经24年过去了，当年的地委书记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地市合并的行政区划改革，也使得“地区”这一行政区划基本成为历史。但如果我们深入中国政治的现实，地县这一政治生态大结构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地县办公室依然是地县政治的关键角色。
前濮阳市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关少锋就撰写过《市委秘书长的一天》，专门总结地方办公室的工作。
颇为有趣的是，与总书记所见略同，关少锋总结“当秘书长 ，一个字：‘杂’。两个字：‘辛苦’。三个字：‘不好干’。四个字：‘很锻炼人’”。
他记录他2008年夏天某个工作日，早上五点半起床，然后抓紧时间到室外游泳池运动一下，事实上这也是他一天难得的轻松时刻。
早上8点到办公室，他就遇到一个上访户堵着市委市政府大门放哀乐。原因是因为宅基地官司，法院判他胜诉，却因为被告家族势力大无法执行。市委秘书长责无旁贷，立刻上前劝说，算是处理了大门被围堵的问题。到了办公室之后，他又得立刻安排由书记和市长前一天晚上议定的一周工作日程、各项会议安排，然后立刻去濮阳辖属范县视察防洪。
下午返回濮阳开常委会，晚上连续参加三个接待宴会，从扶贫开发到计划生育视察组，跨度范围很大。为此，关少锋还特意先服用了解酒药。宴请活动结束之后，关少锋还要检查会议准备，回去签批电报文件。直到晚上10点半才上床休息。
这位善于总结的地县办公室干部，将秘书长的主要职责总结为“三办一服务一协调”，即办文、办会、办事，服务领导，协调各方。他在这个岗位一直呆到2011年9月28日，当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其为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对这位多年从事地方办公室工作的干部的奖掖。
从他的文章里，我们可以体会到地县办公室工作的甘苦，也能对前文所述的“关键角色”有一个具体的认知。
(本文由解放日报-上海观察授权大公网独家发布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