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的念想
李家发牺牲那年19岁，在朝鲜战场牺牲的18万年轻人中，许多人都跟李家发一样，没有结婚，没有子嗣。“很多士兵牺牲前对战友说：你不能死，你要活着回国，结婚后多生几个娃娃，让他们在清明节到我坟前看看。”长期采访志愿军老兵的记者关捷说。
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家书中，志愿军战士从未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1952年10月，李家发给家里写了最后一封信，希望他的父母能够多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你们不要担心我，请在喜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吧。”
死亡最初带给烈士家人的除了伤痛，也有无尽的荣誉和责任。在去朝鲜扫墓回来的路上，李父对一道去的黄继光母亲说：“我们要继承儿子的遗志，搞好家乡建设，回去修好塘坝修好路，菜籽满山流。”
1953年，国家曾给安徽南陵拨了一笔可观的费用，用于修建李家发纪念馆和纪念碑，但是那年南陵发大水，地方官员跟李父商量：“你家儿子牺牲不就是为了人民吗？能不能把这笔钱先用到人民头上，等县里有钱了建纪念馆也不迟。”李父当即同意。
一个跟黄继光齐名的一级战斗英雄，就此消失在公众视线里。直到40年后，1992年，地方政府才给李家发立了一块碑，而纪念馆，是妹妹李家英自掏腰包建的。
如今宽阔肃静的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曾经是个脏乱差的所在。“周围民房和小工厂很多，门口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附近一位居民说。
2003年，辽宁省一家官办慈善机构发起了修缮陵园的募捐活动。沈阳铁西区一所学校，学生多是下岗职工子女，最少的捐1分钱，最多的20元，500多名师生捐了900多元。
赤壁志愿军墓群的修缮，同样靠募款。余发海回忆，他负责上门跟企业筹款，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跟在后边收钱。许立君记得，2003年赤壁市曾拨款40万想要修缮陵园，但最终钱被用作修建镇里的街面。
早在1999年，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就打算给18万牺牲的烈士建一个碑林，家属可以在那看名字，也可以在那拜祭，但馆长马骥说，这么多年，一直受限于资金限制，未能建成
志愿军烈士陵园的最近一次大修，集中在2010年前后，当时红色旅游正在全国渐成风潮。2009年，沈阳市投入2225万，要将陵园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红色旅游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最后的设计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
“基础设施当时一片空白，所以大部分钱都花在这上头了，最后花在核心设计上的钱凤毛麟角。”一位参与施工的工程人员说。
为了省钱，方案因此几易其稿。这位工程人员说，陵园原本有个设计：在陵园门口建五个巨型的几何体雕塑，代表五大战役。但因经费紧张，最后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1950、1953，这是志愿军入朝和战争结束的年份。
国内其他几处志愿军陵园面貌也堪忧。丹东振兴区烈士陵园四周被低矮破旧的民房包围。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顶部，原本有两个用于展示的小屋，一直被废弃的杂物占据。
随着烈士后代渐渐老去，加上异地扫墓的不便，不少家属开始萌生把烈士陵墓迁回老家的念头。段卫宇曾经想把父亲段继衡的坟墓从赤壁迁回湖南老家，这遭到赤壁民政部门的反对。“迁走一家就会有第二家，赤壁市政府脸上无光啊。”余发海分析说。
每当有家属动议迁墓故乡，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主任孙大力的态度同样坚决：“我们不出不进。”
对于将志愿军遗骸悉数迁回国内的想法，只在李家英的脑海中闪现了一会就又消失了。“这种想法不太现实，我们如果把这些墓都迁回来，朝鲜会怎么想？”她说，最大的希望就是日后每个志愿军烈士亲属能够自由进出朝鲜扫墓。
沈阳的陵园里仍躺着许多空坟。陵园一位工作人员说，都是建园时建的，因为不是所有团以上干部都运回来，所以一直空着。
康明期待着，有一天父亲的遗骸能运回来，哪怕是衣冠冢也行。
“在朝鲜，如果能跟战友们葬在一起，父亲也不会孤单。”他说，19团的许多人本来可以撤退，但看到康团长被炸死之后，好多兄弟一边往前冲，一边高喊：“为康团长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