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问题
专案组的另一个审查重点是罗瑞卿的所谓“特务问题”。
1967年7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罗瑞卿在延安时的老婆拱平是特务，现在在南京。当月，张英华等四人去南京，将在一所中学工作的拱平带回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看押。此后的两三个月，张英华等人几乎每天去审问拱平。
据专案组了解，在延安时期，在“抗大”担任教育长的罗瑞卿与抗大学员拱平结婚。不久，拱平称有病要去西安治疗，之后一直未归，后来进入了国民党的《黄埔日报》当记者，与《中央日报》的一名记者结婚。但经调查，没有发现拱平曾从事过特务工作。
年底，从“二办”又转来一份揭发材料。上海监狱中在押的一名老中统特务称，上海刚解放时，他曾在街上遇到另一个中统特务杨宝昌，杨偷偷告诉他：“公安部的罗部长也是我们的人。”
随后，杨宝昌被押解来京，由专案组负责审讯。但调查显示，杨根本没有可能与罗瑞卿相识。
11月，罗瑞卿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治疗左股股颈骨折旧伤。1968年2月9日，专案组给杨成武、李天焕写了一份报告，称如让罗瑞卿继续住在医院里，对审讯十分不利。“他吃住舒服，拒不认罪，为了突击审讯其特务问题，我们建议立即出院。”2月11日，在专案组的命令下，罗瑞卿被迫出院。
“那份报告是李天焕亲自到专案组授意的。我们当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写成了那份报告。这就是那份报告出笼的全过程。”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月16日，专案组在《关于对前段工作的检查和今后工作的任务》的总结材料中承认，罗瑞卿的“特务问题”经过45次审讯，仍未突破。“我们决定树立必胜信心，连续审讯，开展强大攻势，从政治上把他打倒。”
27日，在由张英华担任主审的一次讯问中，对于罗在1928年1月至6月期间所担任的国民党“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上尉宣传员的性质，办案人员和罗瑞卿发生了激烈冲突。
办案人员认为这段历史应属于反革命历史，罗瑞卿坚决不同意。在僵持不下时，有的办案人员辱骂罗为“死硬派”，说“一切反动派都是愚蠢的，你就是最愚蠢的”。
罗瑞卿终于失去了平静，愤怒而绝望地喊道：“毛主席啊，有什么办法？逼着我写我就写吧，写了死了就算了，死了我还要申诉，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公安部对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的认定标准，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上尉以上军官的属于“五类分子”，但罗瑞卿任国民党上尉是1928年。所以，最后没有对他的这段经历做出“历史反革命”的结论。
被撵出专案组
1968年3月，中国政坛再起波澜，“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接任“二办”负责人。
罗瑞卿专案组人员又一次进行了大调整。汪春耀等5人回公安部参加学习班，海军航空兵后勤部政委张晓山调任常务副组长。许心荣、张英华仍为副组长。办公室由翠微路招待所，搬到了京西宾馆九层。
5月，专案组写了一份报告，称没有发现拱平是特务的有力证据，建议把她放回南京，由原单位继续审查。“实际上就是把她放了，她没问题。”对于杨宝昌，专案组也做出了结论：罗瑞卿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10月底，在专案组的一次党支部委员会上，有人提出：“在专案组内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右倾思想，有的人精神状态有问题，需要进行批判。”理由是，许心荣、张英华和王亚志等几人多次写报告，要求给不够逮捕条件的审查对象降格，改为拘留、监护，或送回原单位审查；同意罗瑞卿住院治疗；给审查对象送“毛选”、订《人民日报》；送老花镜和生活用品等。为此，三人被批判为“包庇敌人”“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王亚志因曾当过彭德怀办公室的秘书，就更被怀疑为安插到专案组内的“坐探”和“钉子”。
11月27日，三人被撵出了专案组。许心荣回总参，后被发配到新疆军区工作；张英华回已被“军管”的总政，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王亚志被押送回总参，后发配“五七干校”劳动。
对罗瑞卿的审讯持续到1968年底。1969年1月，罗瑞卿终于获准入院治疗，做了截肢手术。1973年，被解除“监护”。
1975年8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顾问，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三次审查
文革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办案人员经历了多次异常严格的政治审查。
1976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总政保卫部组成了“七号办公室”，以审查曾在中央专案组“一办”“ 二办”和“三办”（ 1968年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干部）搞过专案的人员。对张英华的审查结果为：没有问题，可不做结论。
1982年至1984年张英华任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院务部副政委期间，根据中央对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的指示，军事学院党委组成调查小组，对张英华在罗案组的问题进行审查。最后认定，张英华在专案组期间表现良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错误的东西。
1984年9月18日，全军整党办公室发出《关于调查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二、三办公室军队办案人员的通知》。由总参牵头，总政、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及各大军区组成“联合调查组”。这次调查，耗时、耗资之巨，远超前两次。
在这次调查中，对张英华所做的结论依然是“没有问题，不做文字结论”。不过，他被认为对1968年2月27日那次审讯（对罗瑞卿使用了带有侮辱性的言辞）“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84年整党期间，公安部举办“一、二、三办专案人员轮训班”，共283人参加。汪春耀成为该部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中，少数几个没有进轮训班的。
本刊记者/杨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