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区域顾全局
习近平、李克强之后，其余5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也选择了自己的联系点。张德江去了福建上杭县，俞正声去了云南武定县，刘云山去了陕西礼泉县，王岐山去了山东蒙阴县，张高丽去了吉林农安县。
北大学者王文章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分析称，第一批活动联系点选择省，是想让高级官员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一种认同感，然后可以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
另一学者也在网上表达了同样观点，既是对省区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次宏观指导和方向定标，同时也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一课。各级各地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切实按照中央要求，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把示范带头作用体现到活动全过程，在学习认识上先人一步，在解决突出问题上高出一筹，层层落实责任，严防搞形式、走过场，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王文章说，选择县作为联系点，中央意在向群众显示“不走过场的决心”。对官员而言，这也是一种警告，“在以往的活动中，基层多是走走形式，但这一次中央领导以身作则，算是在告诉他们要扎实做好群众工作。”
常委下乡，期望带动地方政府作风的改变。在翁牛特旗时，李克强就强调要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促党风政风转变，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
政风的改变也显而易见。有数据统计，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后，常委联系点——省，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召开的会议同比减少35％以上，文件减少15％以上，清理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2164个，压缩“三公”经费33.73亿元，停建楼堂馆所项目519个，清理超标办公用房174.22万平方米，清理超标超配公务用车22457辆。
对政风的长期改变，王文章并不看好。他觉得活动对于地方政府政风的改变在短期内会有促进作用，“这并不是一种感情上的改变，而只是下级对上级的一种权威的敬畏而作出的改变，长期的持续还要靠制度。”
常委所选之县有一个共同点——这些县多位于偏远地区，在所属省里属欠发达地区。王文章觉得，这种考量是为了到官员矛盾相对比较深的地区，更方便真实地了解基层情况。他觉得，越发达的地区，公民意识就越强，政府信息也相对公开透明，官员的腐败也不敢明目张胆，而落后的地区，官民的矛盾相对比较深。中央显现对落后地区的关心，这样也最容易博得老百姓的支持。
从7个常委选择的联系点——县来看，他们分布于华东、华北、西北、西南、华中、东北6个区域。其中华东区域有两个常委下县。
在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选择联系点——省时，同样有两个常委选择了华东区域：张德江去了江苏，刘云山去了浙江。
纵观第一批联系省和第二批联系县，可以发现常委们在选择联系点时，既着重区域的考虑，也有着全局的考量。
常委在各个联系县基本都走访了政府服务中心，并和村民举行座谈会。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央依靠群众路线，了解更多实际，以使各项改革更接地气。
习近平、李克强等常委与基层干部及普通村民的会议，充分说明了政策制定过程中，已经开始非常注重来自最底层的建议和诉求，并将其纳入政策制定过程，以期望政策输出能够更符合实际，并为民解决实际问题。正如李克强在翁牛特旗所说：“我们从群众中来，就要多听群众的意见。再不好听的话我们也要听。”（徐丽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