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上述论据都是在战后总结战败原因时才提出的，有为清政府和李鸿章开脱之嫌。黄海海战后，清廷把丰岛和黄海海战的失败归咎于北洋海军的废弛，但上谕对“废弛”没有细化。显然，这条上谕是以北洋海军训练不精来为清政府掩过。而姚锡光与李鸿章私交深厚，1897年《东方兵事纪略》出版时，李鸿章虽已被解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但仍为文华殿大学士，依然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所以姚著描述甲午海战失败的缘由时，侧重北洋舰队军纪涣散、训练废弛等，而对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李鸿章和清政府讳莫如深。而“来远”张哲荣对甲午战败原因的分析，也不得不顾忌自身处境。作为下级军官，他既不敢开罪朝廷，也不敢得罪李鸿章，因此不得不避重就轻，从北洋海军自身找原因。他对甲午战败根源的分析与高承锡、曹嘉祥等其他将士关于武器落后等的分析截然不同。据戚其章在《甲午战争史》中统计，甲午战后，参战将士纷纷检讨海战失利原因，他们基本是从武器装备上寻找客观原因，而像张哲荣那样将战败归结于北洋海军纪律败坏实属罕见。张哲荣的说法仅代表了其个人见解，却没料到竟被后人广泛引用，成为支持“北洋海军腐朽说”的“铁证”。
事实上，北洋海军总体上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近代海军，其官兵素质在清军中还属翘首。
一是北洋海军的高级军官大都留学欧美，学习过近代西方海军技术，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从1874到1886年，清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遴选出80多名优等生赴欧美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大都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总兵刘步蟾在英国留学时“成绩冠诸生”，另一总兵林泰曾也是英国留学生，“资深学优”。还有林永升、林颖启等将领都才学优长。即使一些将领如邓世昌等，虽未留学，但刻苦自学，“治事精勤”，也被提拔重用。
二是北洋海军普通的士兵也经过严格西式训练，具有一定的军事文化素质。因为海军是一个新技术兵种，如旗兵、轮机兵、鱼雷兵等，没多少文化的普通农民是不能充任的。士兵们平时使用英语操练，训练科目也有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琅威理任总教习时，对士兵要求极严，“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
“腐朽说”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甲午战后，“北洋海军腐朽说”迅速出炉并不断被强化。随着历史的层层累积，这种观点被后世史家反复引用，愈来愈被认为真实可信。这种观点广为流传，已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甲午海战失败根本原因的正确认识，而且对清末海军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是“北洋海军腐朽说”的流行掩盖了对甲午战败其他原因的认识。甲午海战的失败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在起作用，清政府昏庸腐败、海洋海权观念落后、战略指导错误、指挥体制陈腐、战役指挥失误、陆海军不能协同作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甲午战败的多层原因。甲午战后，清廷上下指斥北洋海军腐败，全然不作亡羊补牢，以致1900年八国联军再次轻而易举从海上将兵力运到大沽和塘沽，从容进入天津。
二是“北洋海军腐朽说”的流行使清政府不能正视自身错误，对海军建设做出了错误抉择，影响了清末海军的发展。甲午战后，清政府错误地认为，北洋海军耗费了大量钱财却腐败涣散、不堪一击，因此发展海军已无多大意义，于是因噎废食，1895年撤销了海军衙门，接着停办海军内外学堂，而且任由俄、德、英、法等国霸占海军重要港口如旅顺、胶州湾、威海、广州湾等。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时，清廷议和大臣甚至建议将“海天”、“海容”等5舰撤售，以向列强表明中国无海防的决心，后经叶祖珪力争才作罢。由于清廷对北洋海军的失败一直耿耿于怀，将失败原因归罪为海军腐败，所以清末新政中编练的新军基本是新式陆军，海军则日益萎缩，清末海军发展每况愈下，万里海防形同虚设，以致日俄两国肆无忌惮，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开战。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沉痛的。
三是“北洋海军腐朽说”的流行影响了对北洋海军的正确认识。有的人只看到了北洋海军存在的腐败现象，而忽视了北洋海军大多数官兵所表现出的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我们不能一叶障目，而应看到北洋官兵的群体形象，并对他们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主任龚耘
□海军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杨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