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反腐行动是一场双向心理战”
21世纪经济报道 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应对这个难题了，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时代”和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才在州和市的层面取得明显的成效。
“在中国，腐败问题并未遏制经济发展，而是依赖于经济发展，至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一直到过去十年都是如此。”《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的作者、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
这位长期研究中国腐败的美国学者认为，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结构性腐败”不同， 中国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中国经济改革同时涉及到国有资产市场化转变，资产的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缺口，改革中出现的意外暴利的分配催生了腐败。
在魏德安看来，新一届政府当前开展的反腐行动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腐败行为最大规模、最持续也是最严厉的打击。但重要的不是短期内打击腐败的进度，而是政府继续严打的决心。
21世纪经济报道近期专访了魏德安。他的观点代表了部分欧美学者就中国腐败的形势、成因和反腐的认识。
打击“供给方”
《21世纪》：您如何评判中国现在面临的反腐形势？
魏德安：在我看来，新一届政府当前开展的反腐行动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对腐败行为最大规模、最持续也是最严厉的打击。它已经开展一年零四个月了，而我们丝毫没看出要终止的迹象。从2012年12月下旬开始以来，因腐败问题而被调查的高层官员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受调查的普通官员人数的增长并没有如此显著。但是，我仍然认为，这次反腐行动和过去的相比有本质上的不同。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最近政府对于行贿人的打击尤为重要。腐败行为涉及到一个“供给方”——愿意操纵手中的权力作为贿赂的回报，一个“需求方”——愿意给官员行贿以牟取私利的个人。要遏制腐败，政府决不应仅仅惩治受贿者，行贿者也不能放过。对“商业贿赂”的严加打击是目前反腐行动中的一部分，也是我认为消除在中国蔓延的“腐败文化”的重要一步。
《21世纪》：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腐败和有哪些特点？
魏德安：中国的腐败问题不同于亚洲的其他国家，其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界线经常是模糊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政府高层可以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变动职位。这给谋求操纵公权力以政治和商业关系牟取私利的个人创造了机会。与经济更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监管力量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也更易被操纵，所以企业经常受到诱惑或是迫于压力参与到腐败行为中。
中国并不存在“机器政治”
《21世纪》：您有一个著名观点，就是中国的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共存，您认为这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例？
魏德安：就像我在书中所写的，在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韩国，腐败问题和经济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这些例子中，腐败是以机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的形式出现的，用来创造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个别政客和党派在经济上与执政党相捆绑在一起，以此打造一个稳定的、右翼的、亲商的政治联盟，为持续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必要的政治稳定。那些案例中所谓的“结构性腐败”是用来扫清阻碍推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新政策的障碍的。而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纷争但这并没有阻碍促发展的经济政策的执行，腐败在当时也并不严重。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时，腐败问题才开始出现，而且愈演愈烈。
在中国，腐败问题并未遏制经济发展，而是依赖于经济发展，至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一直到过去十年都是如此。中国经济改革同时涉及到国有资产市场化转变。由于资产的行政定价与新兴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缺口，改革中出现的意外暴利的分配催生了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