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83:周扬受批判之后
胡耀邦提出，可以用出文集的形式为周扬恢复名誉，而且要快，赶在他生前
本刊记者/徐天
顾骧记得，1983年的深秋特别冷。
三年前，顾骧从中国文联调到中宣部，但正式任命一直没有下来。赋闲的他成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忘年交，实际上承担着周扬秘书的工作，帮他起草文件、文章等。
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始。
随着周扬受到批判，顾骧也坐上了冷板凳。不过，他仍然需要每天去西单附近的办公室点卯。
中午午休的时候，他总是从办公室出来，过一条马路，走上十来分钟，到已退居二线、时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的家里去看他。
平素里爱聊天的周扬，这一段时间判若两人，非常沉默。“我能感觉到，周扬整个身心都在受摧残，十分痛苦。”顾骧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让顾骧和周扬同病相怜的，就是1983年3月周扬在纪念马克思去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著名报告。
还是要谈一谈“异化”
1983年2月，春节刚过，在北京过节的顾骧接到了周扬从天津打来的电话。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到电话的，还有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上海的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负责人王元化。
1983年是马克思去世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纪念大会，由胡耀邦作报告。同时，再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推举理论权威周扬作主题报告。
“中宣部原本要找人帮周扬写发言稿，但周扬不同意，自己挑选了我们三人。其实，按照过去的做法，周扬完全可以让秘书代笔，写一篇应景的文章。但他是真心想总结这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所走过的路，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顾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写作班子住进天津迎宾馆，开始了全封闭的写作。四人共同商定了发言稿的结构，分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要重视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四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是重点。
顾骧记得，80年代初，针对“人道主义”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刚刚恢复元气的学术界和理论界展开了多次讨论。1980年9月，周扬曾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约，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提出，过去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
这一次，周扬打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这样一个更为正式的场合，再次谈一谈这个问题。“周扬过去也批人道主义，也做过一些错误的事情。他相当于在反思自己，做自我解剖，成为先驱者。”顾骧说。
期间，王若水因家事临时赶回北京，写发言稿的任务就落在了顾骧和王元化身上。顾骧负责一、四部分，王元化负责二、三部分。
写稿前，顾骧特意提醒周扬：“乔木同志对人道主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周扬不以为然：“有不同意见还是可以讨论的嘛！”
顾骧以周扬在中央党校的发言稿为基础，写就了第四部分，交给周扬。周扬看完稿子后郑重提出，还是要谈一谈“异化”。
顾骧对“异化”这个名词并不陌生。1959年，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必看书目。在1956年出版的该书中译本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异化”这个词。
“异化这个词很难解释。王若水有一个解释，通俗易懂，就是‘蚕吐丝’。丝是自己吐的，变成蚕蛹包住了自己，这就是异化。在发展过程中，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对立面。”顾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周扬在中央党校的那次演讲中也提出，要通过改革，克服各个领域的“异化”现象，实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全面解放。但这一次，他十分谨慎。他告诉顾骧，自己前一晚翻来覆去没有睡好，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提“异化”。顾骧有点奇怪，在他看来，异化问题虽然很前沿，但终究是一个学术问题，何需这么瞻前顾后呢？
不过顾骧也有自己的担心，怕自己对此没有专门的研究，写作时会“露怯”。他找来厚厚一沓资料，每天恶补，最后又将王若水请来斟酌、修改。这一章的题目也改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
修改了近一个月之后，在大会前一天，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最终定稿，在《人民日报》的印刷厂排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