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正全身心投入曹雪芹生平的研究。曹雪芹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工艺美术大师。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文主义情怀既反映在他的巨著《红楼梦》中，也体现在他创作的工艺美术的专著中。他有一部巨著《废艺斋集稿》的残抄本传世，就是专门为残疾人学艺谋生而撰写的。在残文中保留了曹雪芹自己的故事：“[因]思古之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今[则]如[老]于其人，一旦伤足，不能自活，其不转乎沟壑[也]几[希]。”曹雪芹因此教会了老于——于叔度，一门扎糊风筝的手艺，教他以艺谋生，并推此及彼，遍于大众，其专著的目的则为：“[将]以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以自养之道也。”当时朝中大臣，御前供奉董邦达为书作序曰：“愚以为济人以财，只能解其燃眉之急；济人以艺，斯足养其数口之家矣，是以知此书之必传也。”邓朴方、王鲁光要做的事业和我心中敬仰的曹雪芹晚年的事业如出一辙，怎能不令人感动？所以我也常去帮点忙，因基金会在策划期间人手不够，我又请了张亚利、章立凡去那里做义工。
在经办基金会的过程中，我又常想起朴方的一段往事。那是他住在北京清河福利院时，当知道他的党员登记被取消之后，他竟手摇三轮车，从清河驱车到北京中南海西门外，希望反映他的党籍问题。往返几十公里，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强烈的追求对待他的政治生命。尽管那时党的形象已是被摧残、被侮辱的形象。我相信，建立基金会的工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坚持下去的。
党中央的同志支持残疾人基金会的工作绝不是短见的、应景的孤立行为。可能基金会的筹建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1983年团中央这时发现了山东团省委报来张海迪的材料，团中央及时派出了调查小组去山东核实情况，领队人是当时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泓和郗杰英、丁岗等同志。他们调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核实了情况，因为还有一些争论，调查小组还向王兆国、胡锦涛同志专门作了汇报。团中央又派出第二批人去核查，在山东省委的帮助下，终于形成了统一意见。最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由中宣部负责宣传残疾青年张海迪勇敢向厄运、死亡做斗争的感人事迹。这种事迹感染了很多残疾青年，影响了更多中国的青少年立志图强。今天国际上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又会召开专为残疾人举办的世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国家残疾人编排的音乐舞蹈还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2008年邓朴方退出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主席的职务，并由张海迪接任，完成了基金会的圆满换届。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基金会对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牵引火车头的作用。一次父亲和我谈话，说到残疾人基金会的事，他说邓朴方以后可以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政协需要有像基金会这类的社会组织，才能更加活跃，更有生命力。当基金会会刊创刊时，父亲应会刊所请题词时，他高兴地题写了：“新社会对残疾人实行革命友爱，残疾人对自己抱乐观主义精神”，时为1984年9月9日。1985年，朴方在《人民日报》上专门发表了关于革命人道主义的文章，阐述基金会的理念。人道主义是人类一个宽泛的伦理、哲学、社会进步文明的命题。既涉及到人性问题，更和现代的人权观念联系。各种观点都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我发现我父亲关于“人权”的观点也逐渐发生着改变。他在1979年对人权还持一种警觉、批判的态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一个口号”。在1985年，父亲对“人权”的内容有了新说法：“至于讲到人权问题，我们确实要保护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遵守国家法律的公民由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讲到人权，我们与西方是有所不同的。”1986年9月23日，父亲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又讲到中国的形象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不快；一个是政治上出了些毛病，在处理民主、人权等方面有缺点。恢复形象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工作，不能靠化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