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日李昭、胡德平与邓朴方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
文革结束，全国人民快步跨入一种新的生活，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批一批返城回家；不少耽误了学业的青年人又拿起课本，准备报考大专院校；落实了政策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农村的生产经营活动正酝酿着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唯有就业问题一时很难解决，家长们望着孩子没有工作的这种愁闷，谁不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那时对于残疾人的福利和就业问题根本没有摆上国家生活的议事日程。由于一些历史的偶然因素，致使残疾人事业至少提前二十年摆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这是我国改革事业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感谢“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三月风”杂志对我的采访，我只能对采访做些片断点滴的回忆，以表达我国残疾事业体现的人道、人权崇高精神的敬意！
上世纪70年代即将结束的某天下午，我骑车经过景山后街，忽然看见邓朴方坐着轮椅，由照顾他生活的周师傅推着过马路，他神情专注地用双手驱轮发力。我知道朴方已在东风电视机厂上班了，他已有了新的工作。以前几次去朴方家看他，都看见他躺在床上给弟弟辅导功课。他虽然身体高位截瘫，仍然充满着工作、生活的活力。现在他躺在床上打发时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情况真让人高兴。我没有上前打招呼，因为心中还存一丝歉意。
文革前，我们都在北京大学读书，经过北大经济系俞敏声同学的热情介绍，我们得以相识，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比较一致。文革初期，我和周围熟悉的同学、朋友，思想上都处于一种极端亢奋、极不冷静的状态，几乎每个人都抱着一种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激情，投身文革，批判教育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我的发言、大字报火药味十足，似乎只有自己最革命，组织的战斗队还曾用过“无产阶级革命纵火队”的名号，思想上认同“怀疑一切”，并公开宣传过，还曾在看管翦伯赞副校长的一天夜晚向他请教过。但同时也极力反对武斗，对侮辱人格的种种恶行行动上是抵制的。北大“6.18事件”发生后，我和几个同学很快写了一张大字报，由于驻校工作组对“6.18事件”的表态，部分同学对我们写的大字报竟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朴方看后，很不服气，抄了我们写的大字报，回家拿给他父亲看，他父亲看完后说：“告诉德平，不要紧张，没事。”今天想起来，邓小平同志和当时工作组的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
文革的演变越来越混乱，自己的思想也越来越混乱，但想的问题却并未减少。1968年春天，北大两派武斗，大部分同学离开学校，我也回家居住，有段宝贵的时间让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也是好事。这段时间很想读读书，也想看看文革所禁的图书。知道朴方家藏书很多，一次和朴方相遇提出借书的要求，他很爽快答应了，先借的是一套俄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一天上午，我在家中后院闲坐。朴方从我家前院找到后院，带来我想借的书。我当时很感动，他当时的处境比我要困难得多，危险得多，已快到吃饭时间，总该留人吃顿饭吧？这段时间，一些受到冲击干部的子弟在家吃饭也是常事，但我胆怯了，却未张口挽留。这是留在我心中的歉意。未过多久，听说朴方被红色政权的学校革委会关押期间纵身坠楼致残，同时还听说，樊立勤同学被抓后，竟被人在膝盖上钉上钉子，哲学系的何清同学被打的流产，地理系刘玮同志被打死，武斗中打死打伤人数没有精确统计，仅因各种原因非正常死亡人数就有63人，北大所谓的黑帮大院关满了各系的学者、教授。谁会想到全国最高学府，在文革中竟会变成这样一个残酷恐怖的“反修”战场，竟是这样一幅“巴黎公社”的景象。
章鸿远是我认识的一位中医名家子弟。我曾带他见过邓朴方，他和陈玉书先生曾为残疾人办过一些事，以后他和朴方经常接触。朴方在1980年因得到加拿大康复中心的阿姆斯特朗医生精心治疗，身体大有好转，并萌发了在中国为残疾人建立康复中心的心愿，立志惠及更多残疾人朋友。1983年初的某一天，鸿远告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给朴方来信，说及加拿大残疾人有很好的福利保障，而且很多加拿大残疾人都有很坚强的生活意志，在社会关心、关爱、关怀的帮助下，同样能就业、参加运动、结婚，歧视残疾人是要受社会谴责的。建议中国政府和加拿大合作，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希望朴方发挥他沟通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朴方接受了这一忠告，并积极努力付诸行动。他和王鲁光一起成立一个基金会，为残疾人服务。从建立康复中心再到建立基金会，作为一项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谁不支持呢？为此，这年的春天，我们还在香山曹雪芹故居附近聚会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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