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界
观察者网：易中天先生的这个聚光灯比喻不错。你现在转到金融行业，与过去比，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王文：对于金融，我更多的是在学习。所以内心我非常感激人民大学和重阳投资给予的机会。目前的感受是，中国金融领域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改革力度，应是中国所有领域中最前沿的。过去几年，各种金融产品呈现了核爆炸式的增长态势，比如，1991年上交所成立最初的半年，股票交易总额才不过3亿元，日均交易额不到300万元，短短20多年后，增长了上万倍。银行、保险、私募、期货、租赁、小贷、信托、典当等的增长速度也是如此。2013年互联网金融的增长更是惊人。目前中国金融资产已是GDP的三倍，是名副其实的“产业发动机”，已站在国家发展助推力的最前端。过去中国发展靠实体经济，现在恐怕得要有双车头的作用，一是实体经济，二是金融。这说明金融对中国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也说明金融智库大有可为，更说明金融行业的春天还没有来，是社会价值的洼地。
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金融业还很年轻，与世界第二的国家地位相比，欠账实在太多，它的潜力和增长空间仍然远远比其它行业。有些行业(比如房地产)已是夕阳产业，但金融业是朝阳产业。国家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但又不能完全复制美国金融的模式，所以，中国需要有自己的金融学说，比如能否有一门中国特色的“政治金融学”呢?
可惜的是，中国金融思想与分析方法受欧美影响非常大。2013年8月人大重阳承办了中国首次20国智库研讨会，讨论G20议题，为9月份G20首脑峰会做准备，研讨会最后一节，我主持各国智库代表通过了《二十国智库共同声明》，但进程非常艰难。比如，我们提出“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的声明条款，就受到了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对。从这点看，人民大学黄达老校长在20多年前提出的“大金融”思想，主张国家与金融并重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欧美金融业很发达，却常常周期性地发生金融危机，使社会财富不断缩水。中国过去20多年还未发生像2008年美国那样的金融动荡，背后的经验需要总结与提炼。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金融自信。
观察者网：具体些，你去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金融家需要自己的灵魂。当时怎么想起来写那个的?
王文：当时是从巴菲特一年一度的午餐拍卖会想到的。我本意是呼吁中国需要有更多有社会声望的金融家。金融最需要时间来考验的行业。写小说、做学术、搞政治、做企业、当明星，多少都有“一招鲜，吃遍天”的幸运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豪迈。但金融行业尤其是投资，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需要“常胜将军”，永远崇拜领跑者。正如裘国根先生的一句话,“做投资的人，在自然生命结束和彻底退出这个行业之前，都不能轻言成功。投资中无时无刻不在面临不确定性，需要时时刻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警觉。”从这方面看，中国金融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酝酿。另一方面，需要像巴菲特那样有更多家国情怀的金融家。巴菲特的民意支持率持续高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始终在呼吁和践行，最富有的美国人应当缴纳更多所得税，为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做出贡献。两年多前，他在《纽约时报》撰写题为《停止宠爱超级富豪》的文章让舆论称道。他说，那些贫穷和中产阶级美国人在阿富汗为国家作战，大多数美国人在窘迫度日，而像他这样的富豪却仍在享受特别减税优惠。
观察者网：所以你是反对达沃斯人，就是没有祖国的金融家，是么?
王文：金融无国界，但金融家有祖国。像1997年索罗斯狙击香港的时候，要是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香港肯定倒下。大框架意义上的金融战争是存在的，这不是阴谋论层面上的含义，而是以国家为背景的金融竞争。金融的强大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
关于金融智库
观察者网：人大重阳作为新型智库，用人标准与和别的商学院或智库有什么不同?
王文：我在研究院里讲过“五个多一点”：多一点家国情怀，多一点创新精神，多一点相互理解，多一点关注细节，多一点职场素养。作为智库人，要为国家献计献策;又是金融智库，更要有创新。我们过去一年出品了各类研究报告100多份，举办了各类活动与研讨会近100场，还邀聘了40位国内外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在重要议题上报送中央内参14件，如果这算是一些进展的话，一个重要的内部因素就源于这五点。
观察者网：人大重阳的研究产品，我也见过。你们找的研究员有几位我们也了解，也都是有家国情怀的，这很难得。
王文：我们核心运营团队，人员来自党政机关、银行、媒体、智库、外企、海归、商业网站、证券公司。我觉得过去一年走得很顺利，过两天我们要发一篇《马年将至，人大重阳致朋友们的一封公开信》，里面有不少感谢的话，要感谢这个时代，还要感谢很多人，也要感谢我们自己。
观察者网：我听出来了：先谢国家。
王文：我知道你这句话的深意。李娜刚夺了澳网冠军，许多人批评她没有感谢国家。我的观点是，怎么感谢首先取决于内心。作为智库学者，天生应有某种家国情结，这个不需要讳言。
观察者网：人大重阳在政策咨询方面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出的新书《大金融论纲》里也有许多对国家金融改革的建议。但以前有人说你是“五毛党”，现在面临着改革建议，会不会有着矛盾?
王文：我本人从来都主张改革，但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建设性的、渐进式的，反对的是盲目西化的、激进的改革。过去很多文章，即便是参与写作的社评，主导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认识复杂现状，推动渐进改革。“大金融”理念的重要价值，也是在国家的主导下，推动金融改革与创新，提升中国金融的现代治理能力。
观察者网：你的观点我感觉接近“国家治理派”。
王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现代治理”这个概念很好。八年前，我曾翻译过一本非常晦涩的书，叫《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其中谈及从中世纪但丁时代到当前的世界治理观念发展史。国家治理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大难题。中国目前的症状是慢性病，这要求我们既不能将中国病视为感冒发烧那么简单，服一贴药就好了，也不能将中国现代病视为“癌症”，立即化疗，或者绝望放弃。中国要慢慢调养，要理疗。这就需要领导人有高超的掌控力。中国往前走实际上就像心电图，是曲折往前的。不能幻想前进的路变平坦，一旦平了，就意味死了。
观察者网：心电图这个比喻好。
王文：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都是这样，往左一点，之后又接着往右，一会儿全面开放，一会闭关排外，大约30多年一个大周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也很明显。从邓开始，从过去的经验中开始学会了掌控力，不论左与右，走偏了又扳回来，而不是只讲求简单的线性发展。
观察者网：你觉得这种掌控是靠领导人的政治智慧，还是群众智慧?
王文：我更倾向于是集体智慧，不应只靠一两个人。领导人掌握大方向，社会给予必要提醒与建议。成功不能奢望一两个英明神武的君主。如果这个国家失败了，从领导人到社会都应有责任，而社会的建言建策，就是智库的作用。智库则需要有问题取向。哪里有问题，智库就应当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子，哪怕是理疗、调养的方子。过去一年看，人大重阳得到相关部门的不少反馈。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来源：观察者网)
（本文由公众微信账号人大重阳授权大公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