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呐喊到思索——关于国家的故事
观察者网：我觉得，你从媒体人到智库人不只是一个职业的变化，其实跟你原来的想法一脉相承，是想为中国话语、中国崛起想做一点事情?
王文：从本质上看，我觉得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过去是为国家崛起而呐喊，现在是为国家崛起而思考，都是一种家国情怀的延续。过去那么多年，由于工作关系去了一些国家，无论是欧美，还是中东非洲，或是东亚各国，每次出国后都会强化一种个人意识：一个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对每个人是多么重要!
改革开放35年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相当的不容易。现在很多人一味骂国家，批判社会，骂得一塌糊涂，天天骂。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万句无益的抱怨，不如一次有益的尝试。社会非常需要批评，但更需要有建设性的批判。运营智库将近一年，介入到一些建言建策的进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在咱们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真正要治理好，要推行一些可行的、让大多数人满意的政策，实在是太难了。至少从智库层面看，一个成功政策的出台，必须要有扎实的调研、严肃的态度、深厚的功力以及反复的试错等几个必备条件。
观察者网：刚才说到天天骂国家批社会的，听起来就是大言不惭。似乎媒体圈这种舆论乱象比较多，你觉得是为什么?
王文：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说，不满，或者说是人生的痛苦，基本上来源于三个层面：一是宗教层面。自人出生，就会有不满、痛苦、烦恼、伤心等情绪;二是现代化层面。比如堵车、工业压力、空气污染、职场竞争等带来的个人不痛快。三是制度层面。比如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等有可能冲击到个人生活。现在，许多批判者往往把属于宗教层面的个人情绪、属于时代层面的个人遭遇，嵌入到了制度的批判中去。当然，我决不认为，批判者都是生活的“卢瑟(Loser)”。但我主张，需要客观理性地审视当前中国发展的真问题。目前许多批判要么像唐吉诃德那样，空对空;要么就掺杂太多个人情绪，缺乏调研;要么缺乏见识，没有足够的全球视野。国家需要真批判，不是自怨自艾，更不是信口开河。关于批判的重要性，其实在2013年夏季出版的拙著《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中曾论述过不少。
从现实环境的角度说，一方面他是对于国外一些重大的事件缺乏这样的经历，缺乏国外的比较，缺乏国际视野的经验。另外也恰恰是国家发达了，国家自由了，国家开放了，才允许这么多人表达，这也是验证了国家的进步。有句话这么讲，国家是个人利益最外部的一道屏障。国家最强的时候，你平时恰恰感受不到，你真的感受到国家重要的时候，国家可能处在忧患中。
观察者网：所以这里有一个悖论，国家发展整体不错时，反而骂的人会更多?
王文：这种悖论永远存在。要放在百年前，无非是祖父辈的少年时代，那时的人们所渴求的，诸如国家强大、丰衣足食、手有余钱，现在几乎都已实现。
观察者网：观察者网登过一篇文章，民国时《东方》杂志征集中国梦。那个时候中国梦现在已经都实现了，但是好像舆论界没有什么人说好。
王文：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性的表现。什么东西最好?得不到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得到了反而就不珍惜了。当然，我反对抑制骂声，批判永远是国家进步的动力。我的意思是，目前的批判整体上的质量不高，至少不足以支撑国家的长远发展，所以这才更显现出专业知识生产者(智库)的重要性。
观察者网：我看过你们的年度总结材料，其中提到你们建立的规章制度长达6万字。比宪法还长，我很感兴趣。可见你们很重视制度建设。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舆论是批评体制，强调制度建设。但嚷嚷要改制度和实干建设制度是两件事，请谈谈你对实际建制度和嚷嚷建制度不同的体会。
王文：你厘清的这两点区别很重要。我常在院里讲，不能将抱怨当批判，也不要将批评他人变成道德优越感。毕竟，一个手指指人时，至少有三个手指是指向自己的。人人得多想想，骂得这件事换成自己做，会更好吗?所以，我不主张唱高调，而要从自身做起。你不是反对腐败嘛，那请你自己不要去送礼、走后门;你不是反对社会裙带嘛，那请你一定不要任人为亲;你不是反对官僚嘛，那请你有权力时一定对人态度好一些。“己身不正，焉能正人”，现在的一些批判者丝毫不比他们的批判对象更正义。“满嘴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满口民主自由，满腹专制霸道”，这样的伪善与道貌现象不只是在官场，在社会很多角落都存在。制度建设渗透在国家政治、国民经济、社会互动、机构运营甚至个人生活的各个环节，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真正推动制度建设的人还不足够多，而高调嚷嚷制度建设的人太多了。
关于家国情怀
观察者网：我比较关心你的观点是怎么形成的，是与做国际新闻人的经历相关吗?
王文：我人生观的形成过程，在《大国的幻象》前言里讲了许多。简单地讲，去的国家多了，就会越来越感受到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中国崛起之路充满着与西方的博弈、摩擦甚至冲突，而在舆论场上，像我做过国际新闻评论的人，就像是中国对外话语权竞争甚至“舆论战”中的排头兵。我所感觉与亲历的舆论厮杀甚至绞杀是真实的，我的回应与其说是一种大义凛然的民族道义，不如说是一种求自保、求生存、求尊严的条件反射。这种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只有在外交、军事、贸易、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一线工作的人员才会有最本质的心理共振。
观察者网：我记得你本科专业是历史。现在学历史的一般比较容易接受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你当年是什么状况?后来又是怎么观点演变的?
王文：大学时候还是比较懵懂的，与许多90年代中后期入学的大学生一样，喜欢读“黑马文丛”里那些作者的书，像余杰、摩罗、孔庆东、许知远、朱学勤、徐友渔，很多书字里行间都有着对国家发展的绝望感。大浪淘沙，那些作者后来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戏剧般的分野。因为职业缘故，我也与其中的许多学者成为好朋友，观点一致的，有惺惺相惜的感觉;观点不一致的，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也不乏频繁交往。有前辈说，“不管左派右派，能推动国家发展的，就是好派”，这个话很对，其中潜藏的另一种深意是，人们认识的对错，都不是先验性的，而是后验型的。不是自己说对就是对，而是要经过时代与国家发展的检验。
再说开一些，人类对时代、社会、国家的判断与认知，很多时候显得很渺小。翻开史卷，会发现两三千年前孔子、孟子、柏拉图、亚士斯多德的那些论说，如人性、道德、国家，现在仍然在争论。两三千年了，自然科学的进步突飞猛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却相当缓慢。但事实却是，文人通常显得傲慢，科学家大多很谦逊。我不知道，这种状况的产生，是否是源于科学家必须面对务实的问题，在面对克服真问题时又会面临着无奈、困惑与彷徨，且很容易就能验证真伪?我所主张的是，必须要多谈真问题，少谈假主义。在这点上，金融在人文社科领域是一个典型。金融投资行业很少谈“主义”，而更多谈“问题”。是否高手，对形势判断是否正确，很快就能证伪。类似的精神与特点，值得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借鉴。
观察者网：你这个说得有意思。你刚才讲的懵懂，我觉得可能不仅是懵懂，可能跟你自己的内心感觉有关系。书上的东西看上去精美，但你也许觉得心里有的东西在不知不觉抗拒。鲁迅讲的那个“回心”就是这个意思(观察者注：参见日本学者竹内好对鲁迅的研究论述，强调鲁迅在面对西方时候不像日本人一样一味接受，而是不断回到自己的中国心灵，在质询中学习)，看上去是懵懂，但我觉得或许是有某种心灵上的遗产把那个东西给抗住了。
王文：有这方面的因素。信息化时代，人们会面临很多思想的诱惑，跟随哪些思想，或者会萌生哪些思想，最终的判断标准就在于内心。许多时候，一个观点的产生，一段行动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深思熟虑，不如说是一种条件反射。条件反射的根源则来自于实践。为什么2008年奥运期间，有那么多海外华人奋起捍卫这个国家的尊严，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就是一种条件反射。爱国相当程度上是本能。真切进入某种状态，比如上世纪30年代，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刻，就会有那么多先烈前赴后继不惜牺牲生命往前冲，也完全是一种本能投入，以及发自于内心的自觉。
可能是做国际新闻的缘故，又是在评论编辑的“工种”，我所体验到的思想变迁，很容易“移情”至时代、国家发展的背景下。我在《大国的幻象》里反复讲到一些经历，中西之间这种竞争，那些不流血的战争形式是真实存在。包括学术圈、媒体圈都在话语上受到各种压制，知识上存在巨大逆差，除非你甘愿臣服，只要你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就会很容易地往国家的方向去思考问题。我以为，在金融圈、贸易圈、外交圈都是这样的。我常去一些发达国家，与一些优秀的外国行业领袖交往，发现一个共通的现象是，几乎所有行业领袖，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观察者网：你一毕业为何选择去媒体。这段经历应对你人生价值观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吧?
王文：有许多偶然的因素。其实我每一步都像是被一些机缘推着走。不同的，我非常珍惜每一段机缘，如果是时代给你的机会，就不要辜负这个好时代。最近流传一个段子，说五年前如何如何，现在怎样怎样，意思是五年足以改变和创造一个时代。的确，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国度会提供给每一个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幸福有时候来得会很突然。记得六七年前采访易中天先生，那是他最火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会出名?他说，其实自己就像是一个在舞池里跳舞的人，突然之间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摆出的一个pose刚好是最漂亮的，于是就出名了。中国当下这个时代，只要你不停努力，不停去做好每一天，迟早有一天时代的聚光灯打在你的身上。至于什么时候打，打得时候你是否表现得最完美，那就是某种机缘，可能有种莫可名状的东西，但“天道酬勤”，不要怪国家，不怪社会。你没有成功，很可能是因为你用功还不够。勤奋不一定成功，但成功者一定是勤奋的。
目前的中国社会还远未成型，官二代、富二代的比例还不如美国、欧洲和日本那样多。有人统计，近100年来美国参议员的“官二代”比例一直稳定在17%-43%之间。中国尚未成功者还有很多机会，一定不要与那些社会上的官二代、富二代攀比。要坚信，你持续勤奋下去，就还有N多机会让自己的下一代成为官二代、富二代，并且能塑造下一代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