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印：“通俗报”握在“我”手里
早期的湖南共产党人，自己没有公开的报刊，而是利用合法的出版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聘请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日报》，聘请周世钊、熊瑾玎、罗宗翰为编辑，邀毛泽东参加编辑会议，让公开合法的《通俗日报》变成为“我”服务的报纸。
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参加了第一次编辑会议。他分析了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提出将《通俗教育报》改名为《湖南通俗报》。接着，他提出办这份报纸的基本方针：“通俗报是对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要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隔不上几天，他总要到馆里来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议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以不断提高。”
9月11日，《湖南通俗报》以崭新的面目出版了。通俗报的发行量从此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学将它定为学生课外读物，不仅一般市民和工人爱读，连没有看报习惯的农村也有订户了。
如此，这份报纸也就姓“共”了。毛泽东等有意“移花接木”，当局的人也非愚不可及。赵恒惕的左右亲信则把此看成对赵政权的严重威胁，向赵发出警告：“何叔衡专听毛泽东的主张，尽用些新民学会的人，这些人都是过激派。”“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
1921年5月，何叔衡终于被加上“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被赵恒惕政府撤销了馆长的职务。这份“通俗报”又恢复到从前的老样子。
足印：告诉工人“我们顶天立地”
人们在描写青年毛泽东的电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毛泽东上课，首先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二字，“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一竖是我们工人，我们工人顶天立地”；接着，他将二字连起来就变成“天”了，并告诉大家，我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
这其实是一个真细的细节。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主事以后，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触角延伸到工人农民中了。他在一师附小部恢复了工人夜学，招收附近工厂的工人，学习文化，启发他们觉悟。其实，办工人夜学是毛泽东的“传统项目”，早在他担任一师学友会总务时，就操办过工人夜学，担任夜学的“管理”职务，大到教学方法的革新，小到“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三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的小事都“管”。因此，到毛泽东在一师毕业时，学校附近许多工人都认识夜学的“毛先生”，都认“毛先生”，是他们的的好老师、好朋友。这一次恢复工人夜学，他可谓轻车熟路。只不过，他把办工人夜学与启发他们觉悟结合起来了。
有人回忆，毛泽东常打扮成工人模样，到工人集聚的地方，同他们接近、喝茶、交谈。一天，他在小吴门外的铁路上散步，遇到火车修理厂工人陈帝广。毛泽东与陈聊“家常”，谈得好不开心。陈帝广邀毛泽东去他住的地方“玩”，经陈介绍，又认识了许多工人朋友。毛泽东提议，办个工人夜校，教他们识字，大家很赞成。随后在粤汉铁路新河车站创办了工人夜校，派遣余盖、郭亮任工人夜校教员。后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批夜校学生，个个都是骨干、先锋分子。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已开辟了新的阵地。
足印：《大公报》也是一块阵地
毛泽东斩获的还有另一块阵地——舆论。
《湖南通俗报》被赵恒惕们“复辟”了，没有舆论阵地怎么办？
毛泽东们自有办法。湖南《大公报》是份民营报纸，其中成员思想、立场各异，但毛泽东和这家报纸颇有“缘”。
他和这家报纸的主笔兼编辑张平子、龙兼公既是湘潭老乡，又是政治盟友——如“驱张”、“自治”、新民学会和办文化书社等活动中，还是“新闻同仁”——毛泽东做过大公报的“特约撰述人”和“特约记者”，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他利用和这家报纸的关系，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将《共产党》月刊上的许多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到《大公报》上发表。
毛泽东利用所有的机会和条件，扩大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