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那为何资金链一度如此紧张？
兰世立：宏观环境是谁也无法抵抗的。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我新进了4架飞机，机组配齐，只等飞起来。但相关部门就是不批，导致我的4架飞机白白在法国晒了半年太阳。租金照付，机组养着，仅此一项，我就被烧掉了2亿。
新京报：1997年，你创办武汉东宫、西宫两家餐饮企业，遭遇了当时的整顿公款吃喝的廉政风暴。两个企业次年关闭了，当时挫折也不小。这次遭遇的挫折，也有大环境的因素。两次挫折，有什么感想？
兰世立：如果没有创办东宫，我还是武汉电子街上一个卖电脑的。如果没有东星，我能有现在的地位？所以，人生的选择总是有利也有弊。关键不是我自己错了，那么选择就没有遗憾。
谈政商关系 “今后会离一些官员远一点”
出狱后，兰世立反思说，要离某类官员远一点，“帮你还是害你，都是熟人间才会发生，有因有果的。”
新京报：不少分析认为，东星失败的命运在于你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
兰世立：如果我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把领导都得罪了，我能四抓四放？说明政府里面有很多公正的领导干预过我的事情。
如果我不懂处理政商关系，我能在武汉18年，一步步把东星做这么大？如果没有人帮我说话，我只怕死得更惨。
新京报：有人说，民营企业家要和政府谈恋爱，但不要嫁给他。在你看来，怎么把握政商关系的界限？
兰世立：我认同这句话。民企首先要讲政治，但是不能突破底线。这次我出来后，也反思，离某些官员要远一点。宁愿少赚点钱，少打交道。其实你不找他，他也不找你的。帮你还是害你，都是熟人间才会发生，有因有果的。
新京报：柳传志说，企业家在商言商。但也有人批评柳传志，认为企业家还有更多的社会责任。你怎么看？
兰世立：我认同柳传志。那些批评的人偏激了。企业家最大的责任就是把企业经营好，创造利润。创造利润越多，为社会创造的福利就越多。现在东星倒闭了，你去了解一下武汉出境游价格翻了多少倍？
新京报：据说你当年最善于给东星员工描述梦想。现在再描述一个？
兰世立：我昨天给员工开会，八个字，复兴东星，超越过去。我们不仅要站起来，未来的发展还要比过去的东星更大。
（新京报记者赵嘉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