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隐形贿赂”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以“单位”名义“送”，实则是贿，“礼品”有土特产、名牌产品之类， 甚而也有“送红包”者，这种贿赂尤以逢年过节时最为严重。
从现实角度看，逢年过节的走动确已成为官场的“潜规则”，甚至成了一些官员的负担。1995年，陕西省蒲城县原县委书记王绪刚曾经写过一篇《不收拜年礼从我做起——一位县委书记公开拒礼后的内心独白》的文章，里面透露，1995年，他调任陕西省蒲城县县长后发现，那里兴盛送礼，特别是向领导干部送礼成风，春节尤甚。
“年前一个晚上，我家的门铃响个不停，我从窗户看到楼前站了一片人，越发不敢开门。恰巧一个外地旧友来看我，我只好开门迎接，结果呼啦啦跟着拥进来一群拜年者，都是手下的干部，吃的用的瞬间放了一地，搞得我措手不及。”王绪刚回头一算账，惊出一身汗，“如果把门敞开，至少全县一二百正科级干部都要来，就说每人只送两瓶酒、两条烟，加在一起价值一二十万元呀！”
新世纪：中纪委每年发文阻击“春节腐败”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做了一次“官员过年最怕什么”调查，结果显示44%的受调查者害怕过年，55%的受调查者表示过年最怕的事情是去领导家“走动”。不过，68%的受调查者从比较功利的角度考量官员喜欢过年的理由，即认为过年是人情往来的好时机，收礼也不易被发现。
中国民用航空江苏管理局原局长崔学宏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最盼望的是多过几次年，我有个春节情结。过年除了收红包之外，还收了许多名烟名酒，抽不完、喝不完，就拿到民航开办的餐厅、饭店去卖，仅此一项，一个春节下来，就能收入10万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普通公务员也开始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上世纪90年代在湖南一个地级市政协工作的老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单位属于待遇比较好的。1997年的年终奖大概是三四百块钱。”最早老黎拿年终奖时，名字叫效益奖或者目标管理奖，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按照平时工作考核表现来评级发放。那时他的工资每月才七八百块钱，之后年终奖一直随着工资慢慢上涨。
河北唐山公务员李俊民1999年参加工作，他记得，过年单位会发花生油、香油、肉、奶、蛋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海货，“那时候基本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买一些蔬菜就行了”。
进入新世纪，春节期间的腐败之风屡禁不止。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从2001年到2013年，每年12月底，中央纪委、监察部都会无一例外地发出通知，要求元旦、春节期间加强廉洁自律，反对奢侈浪费。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走上政治前台后，反腐败的决心前所未有，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让官场上的“春节腐败”明显得到遏制。普通公务员来说也有体会，湖南公务员老黎最直接的感受是，2013年一年，他比过去少发了近一万元福利补贴。2014年春节来临，单位什么年货也没分，“不但一分钱没发，连加班工资都没有了”。
老黎有一个儿子，今年24岁。当初儿子大学毕业时，公务员还是“香饽饽”，老黎通过各种关系让儿子当上了村官。面对如今的形势，老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比较后悔自己的选择。”
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盖伦 李欢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