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法定假期的春节就这么“不放假”了。在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反复广播该通知，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上海一家油墨厂的领导打算把厂休调过来，让职工春节休息5天，结果因此挨了斗，罪名则是“软化大家的斗志”，年初一开完斗争会，造反派说：“今年这个春节过得才有意思”。
“文革”期间最典型的过春节场面是：一家人围坐在毛主席像下吃年夜饭；饭前，要召开一次斗私批修的家庭会，做父母的会放下架子，和子女相互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儿女也可以向父母“开炮”；最后全家人把思想统一在“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光辉教导上。人们春节见面问好，也不说“恭喜发财”之类的传统吉祥话，改说“祝你今年能够见到毛主席”。
十年动乱结束后，并没有立即恢复春节放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了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
1979年大年初一上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访问，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领导人。美国总统卡特为邓小平的访美举行了盛大的晚宴，邓小平在祝酒时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庆祝的节日……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就在这一年，中国一些省份开始宣布恢复春节休假。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休假制度。
1990年代：春节期间“团体隐形贿赂”蔓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尚未根本改变短缺经济现象，钞票并不能走天下，包括一些生活必需品在内，都要先有购物票证才能用钱买到。魏章冠在《走过票证年代》一文中写道：逢年过节，有些机关单位发的酒票，分为茅台、四特等，用抽签办法分配；发的香菇票、木耳票，每张只有2两；还发黄花菜票、冬粉票、面粉票、柑橘票等，并增加了肉票、油票、香烟票等数额。票发得多的单位，简直被认为是在搞特殊化。
开封市委原副书记姚敏学记得，每逢过年过节，机关的行政部门为全体干部着想，总要弄来一些市场上较紧缺的烟酒、副食之类的物资。1983年入冬后，市场上大白菜和葱较紧缺，机关从外地“联系”回来几汽车，价钱便宜，质量又好，人人有份。
总体来看，1980年代物资仍十分紧缺，企业福利比公务员好。直到90年代以后，公务员的工资才稍微提高。湖北黄石纪委干部王志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1994年加入到公务员队伍时，下面有些厂给我们送些鱼，一人分了一些，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整体风气还比较好，比较廉政，只有少数的人会搞这些。”王志刚说，“不过也要看人，如果很正派，别人也不会送。”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价值观多元化时代。广东徐闻原县委书记徐凤娟落马后坦白，她大肆受贿就始于1991年春节。当时她收了3万元红包，还有点惴惴不安。但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徐闻工作4年期间，1992年她收了15万，1993年收了20万，1994年收了18万。有时春节送礼的人排成了队，她的司机用电话调度指挥，以错开送礼时间。
一种逢年过节常见的“团体隐形贿赂”开始在官场上蔓延。中共建立政权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强调：不准下级向上级领导人送礼、祝寿，也不准上级领导人向下级索要、摊派钱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极少出现“团体隐形贿赂”情况。到了七十年代初，办事靠“关系”、“走后门”开始比较普遍。此风八十年代有所发展，九十年代有蔓延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