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某省的某个文化局内，局长大人亲自坐镇，召集几十名干部训话，限令当晚二十四点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现的“遗言”是从哪儿来的，不然一个都不准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学，“工、军宣队”命令所有的学生都交一份书面保证，讲清楚自己同“遗言”有关的一切情况。连理发的师傅，都因涉嫌传播谣言而挨了批斗。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当时的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而对最初的谣言，在几天之内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数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好“四人帮”倒台，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平反了，因为这是属于“反四人帮”的行为。李君旭被教育“制造谣言是不对的”后，也被释放了。
以上，就是这次“总理遗言”案基本的来龙去脉。
背景分析
“遗言”背后
是文革末期躁动的社会情绪
著名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分析了谣言传播的三个特点：1.“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口耳相传等私人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2.“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他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3.“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
从文本上分析，这篇“总理遗言”是完全符合上述三个特点的。首先是“像”，不管是口吻上还是内容上，都符合人们对周总理的印象。既提到了毛主席等老革命家，又提到了国务院的事务安排，既追思了先烈战友，又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十分恰当，符合人们对总理遗言的预期。
进一步分析，对于为数更多的手抄者来说，这份“总理遗言”之所以看上去并不可疑，乃是因为它既暗合了他们的心思，又煽动着他们的不满。在已经展开“批邓”的环境下，“遗言”力挺邓小平，又“曲笔”点出了人们所愤恨的四人帮，自然会受到欢迎。
除去对人事交待的内容以外，“总理遗言”着重提到了文革以后工作重心转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人心思治的时刻，“总理遗言”犹如一把收聚民心的利剑，人们疯狂传抄是自然而然的。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发达到了在几亿人口中妇孺皆知的程度。这些谣言的矛头，无一不是针对着把中国拖入十年内乱的极左派。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负重、苦心孤诣的周总理自然成为民意最大的寄托。
在这种情况下，“总理遗言”中那句发自肺腑“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怎能不让人们心情激荡？从“十里长街送总理”，到“举国传抄总理遗言”，到三月底悼念总理的“南京事件”，再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围绕着周总理逝世，中国民众首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起了大规模的自发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天崩地裂的1976年，这一系列事件才是走向新时期的起点。
参考资料
李君旭《遗言：震惊世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5月第1版
杨匡满《周恩来遗言案始末》 原载《当代》1982年第3期
袁敏《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1976年总理遗言案》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袁敏《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