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司法改革的“多项选择题” 集中提及四项改革
司法公开、审判权运行机制、涉诉信访工作以及人民陪审员制度，这四项改革被各地法院报告集中提及。
最高人民法院的“四五”改革纲要尚未出炉，各地法院已在纷纷酝酿新一轮司法改革举措。
春节前，各省区市“两会”集中举行，在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背景下，推动和深化改革成为各地高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所做工作报告的题中之义。在本报记者查阅的十几个省区市“两院”工作报告中，司法改革成为“标配”。
其中，司法公开、审判权运行机制、涉诉信访工作以及人民陪审员制度，这四项改革被各地法院报告集中提及。检务公开、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以及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则是检察院报告中司改内容的重点。
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卫彦明在今年的报告中用较大篇幅介绍了2013年河北省法院的司改工作，这在各地报告不多见。“这与卫院长对司法改革工作格外关注有关”，河北省高院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卫彦明长期在最高法院工作，曾任最高法院司改办主任。
不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备受瞩目的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和知识产权法院，这些属于“顶层设计的改革内容”，仅被措辞为“做好前期调研和准备工作”。
涉诉信访出口之难
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是在地方“两院”工作报告中出现最多的司改内容。这一改革起自2013年1月举行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至今已选取了多轮试点单位。
政法工作会议确定了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新思路：将其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穷尽法律程序的涉法涉诉信访将被依法终结。
“我仍说不清涉法涉诉信访的明确范围是什么”，一名市级检察院控申处处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亦正因此，这类信访在法院系统又被称为涉诉信访，“涉诉信访占整个涉法涉诉信访量的60%以上”，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的报告中提到。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后群众信访大量进入检察环节”，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吴鹏飞的报告中说。
涉法涉诉信访从法院向检察院流动，原因是2012年8月《民事诉讼法》修订，增加了当事人如果对法院的再审不满，可以申请检察院抗诉。这也就将涉诉信访纳入了检察监督范围。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决策层甚至曾尝试将涉法涉诉信访全部移交检察院处理，但试点检察院对此持异议。“《民诉法》修订后，往往有法院接待人员暗示来访者，你现在也可以去检察院上访了”，上述控申处长说。对那些少数“公检法司互相扯皮、互不受理的信访案件”，“则由政法委牵头的联席会决定”。
上访对一方执政者意味重大，对于北京周边省份犹是。“河北地处京畿，进京访、重复访压力沉重。省法院于去年3月1日重新组建了河北法院驻京接访站，凡是我省涉诉进京上访的，一律由驻京接访站接待。”河北省高院院长卫彦明说。
卫彦明的报告称，2013年，河北全省法院共化解各类涉诉进京访案件3663件，化解赴省信访积案3805件。
历来重视信访工作的河南省法院，2013年共接待信访群众22400余人（次），处理涉诉信访案件15000余件。“经过努力，我省涉诉进京上访总量下降31.32%。”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在报告中说。
吉林省法院涉诉进京上访化解率则达到73.1%。“全省法院2013年审结案件中，共发生涉诉进京访260件，同比下降8.5%。”吉林省高院院长王常松说。
领导接访、带案下访、公开听证等措施被各地“两院”申诉信访部门所采用。重庆市法院2013年办理涉诉信访10154件，比上年下降17.4%。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钱锋在报告中说，“坚持‘有理推定’，加强信访当事人的心理疏导，消解对立情绪，引导理性信访”。但对涉黑案件申诉的处置，钱锋和重庆市检察院检察长余敏均在报告中称“严格依法”。
春节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一家省检察院信访接待处看到，一名83岁的老汉仍在为一起发生在1989年的故意伤害案上访。“信访处置最难的是出口，”上述控申处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于需要生活救助的上访人，尤其是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责任赔偿人，政法机关可以发放救助金，但这也成为个别上访者的‘营利’手段。”
而对所谓的“闹访者”的处置手段，一些地区的办法是社区矫治，列入地方“稳控”对象。“但很难想象我们这些专业接访者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些社区矫治工作者可以解决”，上述控申处长说。
在各高院院长的工作报告中，也不乏对信访“出口”问题的强制解决。内蒙古在2013年终结案件205件，惩处违法上访25人。青海省法院的报告则称，2013年建立了依法处理违法闹访工作机制，有效处置了6起违法闹访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