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反腐
从1966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阶段内，偏低的犯罪案件起诉水平并不意味着反腐败就完全消失了。相反，有证据表明，反腐败一直贯穿这一时期。
正如丹尼斯·伍德沃德所指出的，虽然“左”派破坏了公检法机构，但根除腐败一直是贯穿“文革”时期的一个斗争主题，1969~1972年在农村开展的各项群众运动中，反腐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在这场运动中，暴露的经济犯罪案件数量大幅上升，至少在几个有据可查的省份中，情况的确如此。但这场运动很快演变成了新一轮政治内斗，政敌之间动辄就被扣上了腐败的帽子。
虽然政府掀起了新一轮打击腐败的运动，但有一种与腐败相关的现象却在悄然蔓延，这种现象就是以关系为基础建立起的复杂人际网络，很多人利用关系“走后门”、搞特权、攫取利益。
在20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肆虐的艰苦时期，依赖内部关系搞特权的现象变得越发普遍。当时，食品以及其他物资长期供应不足，获得这些紧缺物资的唯一办法就是巴结那些控制着这些物资分配权的干部和官员。
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金钱几乎无法直接产生作用，而且随着私营部门逐步被撤销，私营部门里没有人向官员行贿了，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相类似。这样一来，“走后门”的主要途径就是培养关系、交换产品与服务，或者在他人的产品与服务的交换过程中充当掮客。
在某些情况下，关系是从社会关系中分化而来的，这种社会关系包括血亲、姻亲、老乡、校友、同事、战友以及共患难的人。人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小圈子同其圈子外的人建立关系，拓展人脉，扩大自己的关系网。通过施予恩惠和赠送礼物等途径也可以建立关系。
一般来讲，在“文革”期间以及20世纪80年代，人们送礼主要是送一些常见的东西，比如白酒、肉、香烟，但由于当时物资紧缺，这些东西就显得十分珍贵。在当时那种政治监督十分严格的环境中，小礼物和小恩惠更加容易掩饰和隐藏。
根据吕晓波在《干部与腐败》一书中的说法，关系对于获得参军、上大学、知青返城等方面的机会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谓知青，就是被派到农村地区工作的年轻人，或者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希望回到城市，回到他们之前的岗位上。即便在“文革”期间，搞特权之风仍在蔓延，因为在当时，干部试图要求根据自己的级别享受相应的紧缺产品与服务。
因此，虽然“文革”期间腐败暴露率明显降低，但这并不是官员腐败程度降低的结果，而是制度变革的结果，因为在“文革”时期的制度下，腐败从一种违反党纪国法、滥用公权力的问题转变成了涉及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问题。
“文革”还催生了关系和送礼的不良风气，通过这两种途径，个人试图操纵正式的权力架构以谋求私利。通过解体司法机关，“文革”还掩盖了腐败的真实程度与严重性，数据的缺失导致我们很难准确地测量和分析这个时期的腐败。
新时期的反腐情形
1978年，检察院重新建立之后，正式提起公诉的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1980（可以获得数据的第一年）~1989年，这个数量在9000 件的基础上增加了75% ，达到了约77000 件。其中的三个年份（1982年、1986年及1989年），反腐运动导致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数量快速上升。1989年之后，这一数字则开始逐年递减。
1997年，中国拥有了一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腐败进行了重新定义，一系列低级别腐败被免除了刑事责任，结果导致检察院起诉的案件数量再次大幅下跌。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修订时就把很多普通案件的受审职责移出了司法体系，导致统计数据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实际腐败率并没有因为一些低级别腐败被免除刑事责任而受到影响，1997~1998 年的腐败案件受理数量骤然下跌应该被视为一个数据断层，而不代表实际腐败率的下降。我们还能看到，自1998年之后，检察院经办的腐败案件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只是减少的幅度较为缓和。
检察院起诉的经济犯罪案件的总体变动趋势似乎符合人们的一种普遍假设，即改革加剧了腐败。这种假设存在几点问题。
第一，在改革之前，腐败水平之所以较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反腐力度较低导致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文革”初期，检察院系统和纪检监察系统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在改革之际，这些机构还在重建中。因此，当经济改革开始放松控制时，官员的反腐能力仍然比较薄弱，反腐力度比较松懈，实际腐败率和腐败暴露率之间的差距可能比政府反腐能力改善之后二者的差距要大。
第二，用来追踪腐败态势的数据是根据腐败暴露率分析得出来的，这些数据只能测量反腐工作的执法力度，不能测量真实的腐败态势。如果我们假定政府的反腐工作是反应性的，即出现了腐败现象之后才被迫采取反腐措施，那么腐败暴露率的上升可能是腐败本身不断加剧与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共同作用的结果。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目前可以获取的数据表明：在改革早期，虽然存在腐败，但程度相对有限。此外，这些数据还意味着低级别腐败占据着主导地位。
